《五四运动》，周令钊1951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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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日刊》于1921年连续几次刊登了一则招聘广告：
现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要聘一位本校毕业的，品行端方、思想新颖的，对于语体文有最好的研究的，国学根底很雄厚的同学去当国文教员。
每周教课不过十四小时，月薪八十元，预支旅费二十元。本校同学如有愿意就席者，务请即来东条洪字九号接洽为盼。
地方师范院校到中国最好的大学招聘，这在今天都是不寻常的。
最后是什么人应聘上了呢？
毛泽东，这位湖南一师的毕业生，又成了本校的国文教师，这显然是破格了。
不过，要是知道何人主持此次招聘，也就不奇怪了。
他就是当时实际负责湖南一师日常校务的教务主任匡互生。
除了少数专业人士，现在没几个人知道他。
可他，曾经是民国的风云人物，准确说，是1919年的第一风云人物。
赵家楼的第一把火就是他点燃的。
就是这把火，成了五四运动的奥林匹克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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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二，星期天。
鲁迅记载了那几日的天气情况：“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里起风，4日‘昙’（即多云）。”
夜里起风的那个晚上，其实还有一股更猛烈的“风”也起来了。
北京大学学生代表许德珩后来称：
五月三日晚七时，大家看见报载日本向中国要青岛，情形危急，不约而同地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了约一千人的集会，集会上许多人发表演说。会后，参会人分头各自都准备了白旗，旗子上写着‘归还青岛’、‘青岛一失，中国必亡’等字。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学生代表周予同在文章中也有描述：
五月三日的晚上，曾开了一次会议，议决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从前签字二十一条的当事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当时有一位同盟会老同志曾秘密地将章宗祥的照片交给他们；因为曹、陆的相片在大栅栏等处的照相馆时常看见；而章则任驻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学生们为什么如此愤怒呢？简而言之就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跟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打起来，就要分出胜负，日本跑去跟英法结盟，对德国宣战，意欲接收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宣布投降后，日本果真就占了山东。
当时北洋政府是亲英美的，一战时，被迫加入协约国，按理说，算是战胜国。
战胜国的地盘还要被人瓜分，真是天大的耻辱。
日本还炮制出一份协议，要求北洋政府签，协议共有二十一条，中心思想就是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国。
说实话，北洋政府并不想卖国。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就拒绝签字，还怒斥了西方列强。
但北洋政府实在太弱，根本不被人care。英美法忙于瓜分德国的殖民地，无暇东顾，就答应了日本的要求。
这消息传回中国国内，民众就受不了，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们。
当时，出现了许多进步学生团体。“四月末旬，秘密团体的学生们已略有活动，打算做一次示威运动。”
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
5月3日晚的大会决议，北京十三所高校次日联合游行，学生领袖有傅斯年、许德绗、段锡朋、匡互生等，其中总指挥是傅斯年。
许德绗受大会委托，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
5月4日下午1点，三千余名学生汇合，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还宣读了许德珩起草的宣言。然后，游行开始。
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的美国大使馆，想给美国大使陈词，让美国给中国主持公道，结果被外国巡警给拦了。
扯皮了两小时，还是不让进，气氛就很紧张。这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喊道：“去找曹汝霖算账去！”
许德珩后来证实：“我们因东交民巷是中国地竟不准中国人走进，想起中国外交屡次失败，无不与曹汝霖有关，于是大家决定往曹汝霖家闯。”
于是，游行队伍就向曹家所在的赵家楼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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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担任交通总长之前，曾任外交总长，参与过向日本大借款，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
他们一家当时就住在赵家楼。
赵家楼名称的来历，有若干个版本，被普遍接受的是，明代四川人赵贞吉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在此地建宅，后花园假山上有亭子，亭身似楼，在很远处就可看到，故而得名赵家楼。
赵家楼院内建筑中西合璧，分成东院、西院和中院三个院落，共有住房五十余间。
此前，曹汝霖已经得到风声，在赵家楼四个门共安排了50多名保安和巡警把守。
曹汝霖的父亲患半身不遂，这时正坐在东廊下，由一婢一僮陪侍，一块石头飞进来，由那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父未被击中。
曹汝霖的管家说：“（学生们）砸了半天门未砸开，后将窗户玻璃砸破进去的。先进去三四个人，进去的学生将门打开的”。
学生们来自十三所高校，彼此不认识，是谁第一个跳进窗户，参与者的回忆都不一致。
但比较各种讲述，应该可以确认，匡互生第一个从窗户跳入曹宅，打开门，学生们这才涌入院内。
匡互生，湖南人，身材不高，但从小习武，身手矫健。
学生们放过了曹父，让婢女把他带走，只把屋内一些燕窝、银耳等物摔了满地、踩得粉碎，捣毁了许多家具。
赵家楼里的保安和巡警都全副武装，但没人开枪。
后来，很多回忆文章说，曹汝霖不在家，其实有误。
那天下午3点，曹汝霖与章宗祥从总统府返回，结果4点，学生们就闯进来了。
只不过，听到学生的叫骂声，曹汝霖从后门溜出，换上便装，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
章宗祥没有逃走，被管家带去躲进地窖。
很快，东边墙角就起火了。
曹汝霖管家过去一看，十几个学生“拿报纸燃火”。
曹汝霖司机也看到学生点火：“学生过来把汽车也砸了”。
究竟是谁放了第一把火，多年来也是一笔糊涂账。很多文章都说是梅思平。
梅思平，浙江永嘉人，当时在北京大学政治系读书。
但据诸多参与者的回忆交叉验证，还是匡互生，他放了第一把火。
火势迅速蔓延。
躲在地窖中的章宗祥，听见“外边起火”的喊叫声，吓得赶紧从地窖中跑出，结果被学生抓了个正着。
他先在曹汝霖家里被学生痛揍了一顿，“被打得浑身是血”，后从东院逃出，躲进城隍庙附近的一家杂货铺。
学生们追过来了，杂货铺店主吓坏了：“以后学生又来了很多，把我铺子围了……人都满了……有20多人揪出来浑身是血的人。”
曹汝霖的仆人也亲眼目睹：“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用砖头在门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
在保安和巡警的合力救护下，章宗祥坐车逃去北京日华同仁医院救治。
当天，医院出具了章宗祥伤势证明：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
虽然，消防员来得还算及时，从两边将火扑灭，但还是有11间房被毁，东院基本上焚毁。
之后，当学生们听到警察总监要派巡警过来缉拿的消息，四处散去。
借助赵家楼这把火，五四运动余波延及全国各地。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6月10日，北洋政府免去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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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被视为青年的运动，青年总是向上的，那么青年变成中年后呢？
傅斯年，五四运动后考取官费留学生，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
1926年回国，在中山大学任教。1928年，筹立了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史语所”，对历史、语言、考古等许多学科都作出从无到有的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随国民政府去台，任台大校长。一年后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病逝，时年55岁。他的追悼会蒋介石亲临主祭，政界要员与学界名流络绎不绝。
他早年说过“归骨于田橫之岛”，竟一语成谶。
许德珩，五四运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与蔡元培过从甚密。他的夫人劳君展是居里夫人的学生。
回国后，他曾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1930年代后，回北京大学任教。1945年，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他是创始人，被选为理事长。
1949年后，曾当选为人大副委员长，1990年去世，享年100岁。“两弹元勋”邓稼先是他女婿。
匡互生，五四运动后返回湖南，还是爆脾气。
他看湖南督军张敬尧不爽，借来四颗炸弹，准备炸死老张，结果老张倒行逆施，被人轰走了。要不然，匡互生又成为另一个故事里的男一号。
他应聘于湖南一师，任教务主任，在北大打广告招聘师资，后聘请一师附小教师毛泽东到一师任教。他们共同成立文化书社。
1922年，他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两年后，受聘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训育主任，提倡教育改革。不久，到上海，创办立达学社。
春晖中学和立达学社都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成功的个案。1933年，他年仅42岁就去世了。
朱自清写了《哀互生》：“他心里那一团火，是热，是力，是光。”
巴金写了《怀念匡互生先生》：“我把他当作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
段锡朋，五四运作中被称作“段总理”，被蔡元培亲自圈定，选送留学，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学习。回国后，任教于武昌大学、中山大学。
1927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发起成立AB团，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1930年起，他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中央大学代理校长等职。1948年逝于上海。
最尴尬的则是梅思平，向来被认为第一个点火，是爱国青年中的No.1，结果变成了汉奸。
1930年代，他任教于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教授，还是国民党中央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投靠汪精卫。
1938年，他受汪精卫之托，与高宗武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商讨汪投敌叛国的具体条件和办法，并与日方达成协议。
汪精卫投敌后，梅思平参与组建汪伪政权，并担任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
他在老家的13岁女儿，闻讯引以为耻，在《浙瓯日报》发表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他的继母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也在报上刊登启示，宣布与他脱离一切关系，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
抗战胜利后，梅思平因汉奸罪被捕，次年9月被枪决。
临刑前，他留有三封遗书，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司法行政部谢冠生部长、洪谢雨次长，还有一封分别给其家属。他写给子女的遗书只有八个字：“努力读书，忠贞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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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被爱国青年称为卖国贼的曹汝霖，后半生却完全掉了个。
被免职后，42岁的他，不再涉足政界，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闭门思过。
抗战前，蒋介石曾在庐山召集各界人士，征求抗战建议。
一向被视为亲日派的曹汝霖，却坚持抗日：“日本军人政客内外不和，联美抗日，抗日必胜。”
蒋在日记中记道：“这一建议，坚定了他的信心，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抗日思路。”
1937年，北平沦陷，任凭日本人百般威逼利诱，曹汝霖始终未肯在伪政府中任职。
经商之外，他热衷于慈善。
每年冬天，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他让家里当差的抱棉衣出门，看见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给车夫一套。这么做，既可防人冒领，又可维护车夫尊严。
他还联合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都由他筹措，而他不拿任何薪水。
日军侵占华北后，想强占这家医院，他去交涉，日军方罢手。1949年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1966年，曹汝霖病逝于美国密歇根州特兰城医院，享年91岁。
在他的自传《一生之回忆》中，对火烧赵家楼，这样说道：
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政治总是险恶的，像我这人，何能搞政治？
历史真是吊诡。
各类版本的教科书都写道，五四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战胜了卖国贼。
但随后的走向却南辕北辙，爱国青年分流了，他们都没能远离政治，或卷入国共纷争，或堕落成汉奸。倒是卖国贼晚节善终大节不亏。
沧海横流。说英雄，谁是英雄？
还真是应了白居易的两句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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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五四运动倏地就过去百年了。
其后进入漫长的战争年代。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战争英雄成为青年偶像。
电影《无问西东》中有精彩演绎，大学生们甘心抛头颅洒热血，投笔从戎，血战长空。
高志航等中国飞行员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英雄之歌。
再往后，延安的共产党人成为全国青年心目中的理想化身。“到延安去！”成为一个响彻云天的口号。
尽管梁漱溟这样形容通往延安的路：“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路，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
但诗人何其芳说：“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据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可谓囊括了一时之俊杰。
1949年后，青年偶像则发生重大变迁，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路径，可概括如下：
1950年代，伴随战争胜利，民族自信心极大迸发，为弘扬爱国主义，一批歌颂革命英雄的影片问世，青年偶像是刘胡兰、董存瑞等英雄人物。
1960年代，新中国进入建设阶段，面临种种困难，时代需要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提倡奉献，青年偶像是雷锋、王进喜、保尔柯察金。
1970年代，变化已在悄然孕育，青年偶像的光谱开始多元，因为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数学家陈景润成为现象级人物，让青年顶礼膜拜，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的热情。与此同时，邓丽君的歌声也飘过了浅浅的海峡。
1980年代，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批青年偶像，官方力推的张海迪、民间自发拥戴的中国女排、不被主流接纳的“朦胧派”诗人、当然还有港台明星。
1990年代，名人霸占了流行文化的符号，比如王朔、三毛、琼瑶、余秋雨、崔健、四大天王、周星驰等。尽管他们或多或少都算作泛娱乐人物，但至少跟文化还挨点边。
2000年代，消费主义泛滥，世俗化占据了大众精神的中心，娱乐明星呈碾压态势，新的时代“英雄”是F4、周杰伦、李宇春。2011年一项调查显示，青年偶像中，文体明星占70%以上，文学家、艺术家、英雄、政治家等不到3%，科学家只有2.3%，劳模则只有0.4%。
令人唏嘘呀，更唏嘘的还在后头。
2010年代后，青年偶像还是明星，只不过从明星制造到制造明星，练习生们成为super star。
据央视曝光，这些super star是用虚假流量糊起来的人气。
代表人物就不说了。
百年，弹指一挥间，但沧海桑田，青年已不是那些青年，偶像也不是那些偶像。固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但畸形的偶像崇拜恐怕还是会引致精神贫血。
参考资料：《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策纵，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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