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



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

阿姐担水，阿妈上佛堂，唔知几时没水荒。



这个时侯的香港，正在经历着一场80年一遇的大旱。



夏季连续五个月没有降水，山涧水断流、山塘干枯、田地龟裂，市民用水无法供应。



为了解决问题，香港政府派出几艘油轮前往珠江口装运淡水，但还是杯水车薪，市民用水只能四天一供，排起几公里的长队轮流接水。



后来，供水还是跟不上，工厂停了，饭店停了，澡堂停了，游泳池也停了。家家户户都不工作不上学了，就为了多个人排队接水。



民间有社会组织提出号召：“希望男士剃光头，女士剪短发，尽可能节约用水。”



政府也出台了政策，香港警察需要负责监督市民节约用水，对于浪费水的行为可以小到罚款，大到判监。



结果，每天都有人被抓，犯罪原因大概是：有人用清水浇花，有人半夜出门偷水，有人搞诈骗，饭店付我两千块助你搞水开张。



没有水，整个香港就要瘫痪了。港府没办法，只能求助北京，希望一江之外的广东省向香港卖水。



很顺利，大陆从此承担了70%的香港供水。



再后来，就不仅是水了。



大陆安排了特别快车，把肉禽蛋奶卖到香港，换来外汇。几十年后绝大多数中国人才熟悉的梅林午餐肉、阳澄湖大闸蟹，只要三天时间就可以送上香港居民的餐桌。



当年的《人民日报》写道：



广东省政府对香港同胞食用水存在的严重困难十分关心。经中央批准，为了支援香港，广东省投资3900万，调集1万多人奋战11个月让东江倒流83公里，送去源头活水，保障香港工商业和居民生产生活用水。



而在香港媒体的报道中，则是：



港府每年花费24亿港元，向大陆购买30亿立方淡水，以解本港缺水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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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人中，有不少中国大陆来的。



1979年，广西来的歌手罗文在香港广播电台录制了一首歌曲，《狮子山下》：



人生中 有欢喜  难免 亦常有泪

我哋大家 在狮子山下

相遇上 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

人生 不免崎岖  难以 绝无挂虑

既是同舟 在狮子山下  且共济 抛弃区分求共对

放开 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 一起去追

同舟人 誓相随  无畏 更无惧



这首歌，是为1973年香港电台制作的电视剧《狮子山下》录制的新主题歌。



替换的原因，是制作组觉得香港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些以往来到香港的大陆人，不再局限在自己的家乡标签，而是都把自己视作香港人。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新的精神代名词。



狮子山，是九龙与新界之间的分界线，也是香港经济的分水岭。狮子山以南的港岛、九龙经济发达，而北边还是荒山野岭。



六七十年代，九龙港岛一侧的寮屋、唐楼、公共房屋里聚集着不少从大陆来的年轻人，他们希望从香港攒够路费，移民前往其他国家。



但那个年代的环境里，香港快速兴起的工业大厦和山寨工厂最终让一部分人找到了机会，留在了这里。“狮子山精神”代表着他们的顽强不息。



在这块1106平方英里，资源依靠进口，经济依靠中转贸易和来货加工的岛屿上，无数人找到了他们原本失去的家。



在这里，他们既没有获得英国公民的权利，也与中国大陆的过往断绝。香港的土地上，长出的自然是香港人。



这其中，有30年代来港，做塑料花起家崭露头角的潮汕人李嘉诚，也有40年代做小生意成长为亚洲船王的浙江人包玉刚，还有50年代在香港出生的佛山人曾荫权。



1979，对香港而言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八千公里外的英国伦敦，英国议会正在试图制定一项大胆的提案：沿着狮子山，修建一道横跨东西三十公里的“柏林墙”。




英国人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大清先是1842年割让香港岛，1860年割让了九龙半岛，1898年又租借了狮子山以北的新界地区，租期99年。



18年之后的1997年，九龙半岛的租借条约就要到期了。英国打算的是：修建一道墙，97之后向中国交还位于狮子山以北的新界地区，然后匿下九龙和香港岛。



不料，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试探口风，得到的回答是：“中国不承认任何历史不平等条约，必须在1997年收回全部香港，包括九龙和香港岛。”修建港版柏林墙的计划遂破产。



几年后，撒切尔夫人亲自前来谈判，要求继续租借香港。邓公表态：



如果我不收回香港，我就是当代李鸿章。你信不信我今天下午就让解放军收回香港！



消息传到香港，短短两天时间内，恒生指数从1100点跌到700点，香港超市里的蔬菜、肉类、米面粮油货架全部抢空，卫生纸都成了难以买到的奢侈品。



港人担心，港币会大幅度贬值跳水，大陆不再向香港供应生活必需品。整个香港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商家纷纷关门囤货，等待局势变化。



为了维护英国在香港的投资利益，英国最终放弃了继续管制香港的要求，同意开启交接谈判，与中国进行沟通。



一本杂志预测，香港的未来发展可以总结为：“完蛋”。



英国同意1997年将香港交还中国，回归后香港将丧失国家商贸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英文将被中文取代，商界将撤离香港。

贪污腐化将在香港盛行，整个社会遍地解放军与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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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一批跑得快的香港人，已经提前知道了这个消息。



最早到访的，是刚刚崭露头角的李嘉诚，几年前就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天安门国庆典礼。



之后，他给潮州家乡捐建了14栋公寓。结果人们搬进公寓时在门上张贴了一副春联，还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到了北京。搞得李嘉诚一度提心吊胆，担心自己僭越：



翻身不忘共产党 ，幸福不忘李嘉诚。



随后到来的霍英东，是来北京治病的。



几个月前，霍英东和澳门商人何贤都检查出了癌症。与大名鼎鼎的霍英东相比，何贤更低调，但他的第十一个儿子叫何厚铧，也就是未来的澳门第一任特首。



在香港进行了切除手术之后，霍英东选择继续理疗。北京邀请两人来京治病。



那是一个中国全民练气功，给领导治病用气功的年代，国内最好的肿瘤医院电梯都还没有门，医院管理十分混乱。但最终霍英东还是选择了前往北京，何贤去了美国。



所有人都劝霍英东去美国：



其它事可以爱国，治病的事不同的，一定要相信科技！



但一年后，霍英东在北京康复回港，何贤则在美国治疗期间去世。这又成了港人之间，一个关于风水命理的话题。



风水，是香港社会运转的潜规则。



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按照民间风水师的观点来说，是中国西北昆仑山的一只龙脉延伸到九龙半岛，汇入维多利亚港。于是维港就成了聚宝盆，香港才能从小渔村发展成亚洲金融中心。



汇丰银行，香港最大的商业银行，管理着香港经济运行和货币发行，总部大楼就正对维多利亚港湾。不少香港人认为，汇丰银行的成功，就和这块地不无关系。



所谓上流社会的事情，往往是不问科学问鬼神。



1985年，国有背景的中国银行准备在香港建一幢总部大楼，就选在了汇丰银行旁边的一片空地上。这个消息原本没有引起港人重视，直到中国银行设计方案公布：建一座高400米，71层的三角玻璃幕大厦。



按照风水学的观念，玻璃幕墙会反射光线和乱流，引起灾难，三角玻璃幕，被视为三面刀刃，一面直指港督府，一面直指英军驻港部队军营，一面直指汇丰银行大厦。



设计方案一出，就在香港引起了混乱。苹果日报把这个设计评价为：北京对香港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压制。民间更是万分恐慌，很多香港人更加坚信：香港完了！



一年以后，时任港督尤德公爵就在北京谈判时突发心脏病猝死在大使馆里，成为几十任港督里唯一一个死在任期里的，那一年汇丰银行也开始出现股票大跌，业绩下滑的情况。



风水先生解释，唯一只有英军驻港部队没事，因为那里本来就煞气重。



为此，新任港督找来大师，在港督府前种起来两排柳树苗，但是怎么种都种不活，直到香港回归后，新任特首董先生还是不愿意住在港督府，后来住进港督府的曾先生也没能落个好结果。



汇丰银行还一度考虑将总部搬到英国，最后选择了在顶楼架起两尊大炮对准中国银行大厦，准备将中行投射来的煞气一一打回去，几年后，中国银行几任行长犯事被拿下，业绩也逐年下滑。



有一次刮起了台风，汇丰银行大厦的两尊大炮被吹歪，对准了渣打银行大厦，渣打银行迅速一纸律师函送进汇丰，要求立即改正：请对准中国银行。



后来，位于汇丰银行大厦和中国银行大厦之间的李嘉诚公司，长江集团中心，不得不采用了长方体式的四面环盾设计，整个大楼全部安装防弹玻璃。



设计寓意是：一个密不透风的铁桶，既能挡住中国银行“刀砍”，又能挡住汇丰银行“炮轰”。




中银大厦与汇丰银行间夹着“四面环盾”的长江集团中心



这一次李嘉诚学聪明了，他要求设计师注意把握高度，新大楼应该高过179米的汇丰银行，但一定要低于旁边367米的中国银行大厦。



你看，闷声大发财才是“坠吼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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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第一首在香港流行起来的歌，是一首饶舌歌曲。



这首由罗大佑作曲、林夕作词的歌，有几句歌词是这样的：



这个正义朋友面善又友善

因此批准马匹一周跑两天

百姓也自然要斗快过终点

若做大国公民只须身有钱

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

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冷暖气候同样影响这都市

但是换季可能靠特异人士



皇后大道，是香港岛靠近中环的一条普通道路。原本没有东中西之分的道路，却因为这个偶然的巧合，陆港的关系在这首歌里变得充满深意。



在TVB为这首歌拍摄的MV中，街道上所有的电车、汽车都变成了倒着开。而有过这样恐慌的也不只是香港人。



七十年代，巴黎人民就拍过一部电影《解放军在巴黎》，讲六亿中国解放军占领巴黎，为欧洲带去真正的自由民主。为了拍这部电影，把巴黎差不多所有的日本、越南留学生都找来了。



最近几年时间里，尽管还没回归，确实有更多的大陆人手持武器来到香港，登上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



吃不饱饭的年代，不少大陆人扒着向香港运送生活物资的快车偷渡来到了香港。其中，湖南人最多，胆最大，下手最狠。



这样，在港人眼里，大陆来的劫匪被分成两波，会讲粤语的广东匪徒被称为省港旗兵，讲方言和普通话的统称为湖南帮。



1991年，香港观塘区一家金店来了几个穿着不合身西装的大陆顾客，进店便掏出枪对空扫射一通，大喊“打劫，想活命的莫乱动，莫报警”，之后拿出两把铁锤砸开珠宝柜台，把一盘盘金饰装进蓝白相间的蛇皮袋里。



之后的几年里，香港爆发了一系列由金店、银行抢劫案引发的警匪枪战，大多都和内地匪徒有关。



相比有稳定收入和职业的香港黑帮，内地匪徒更大胆。他们直接抢劫银行运钞车、金店，敢于直接手持AK47与警方展开街头枪战，之后又飞车逃脱，快速销赃逃回大陆。



频发的劫案枪战和北京时不时传来的风声雨声让港人更加恐慌。香港移民局统计数据显示，那段时间，超过50万人选择移民。



1997年6月，长江集团副董事长，李嘉诚之子李泽钜没有按时下班回到深水湾的白色豪宅。



几个小时前，他乘坐的奔驰轿车在下班途中被几个手持AK的绑匪拦下。几个小时后，广西人张子强绑着一身炸弹走进了李家豪宅，要价20亿港币。



张子强在香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1990年启德机场三千块劳力士劫案，1991年1.7亿港元解款车劫案都与他有直接关系。但在香港，没有完整的证据链，单凭怀疑指控就只能羁押48小时，无法起诉，所以张子强始终逍遥法外。



在和李嘉诚谈判后，双方最后以10亿3800万成交，李嘉诚原本计划给10亿4000万，10亿赎金，4000万请张子强喝茶。但张嫌不吉利，索性少收200万，拿走10亿3800万现钞。



临走时，张问道：李先生，我这样搞，你们李家会不会恨我？



李嘉诚回答：



你放心，我经常教育孩子，要有狮子的力量，菩萨的心肠。用狮子的力量去奋斗，用菩萨的心肠善待人。你可以买点我们公司的股票，保证你家子孙三代不愁衣食。



付出10亿学费后，李家的别墅就进行了大改造。



先是筑起了三米多高的围墙，将进户道路修成一条Z字车道，避免车辆随意闯入，又引进了以色列最先进的军用白光夜视和热成像系统，雇佣前警务处处长和几十名获得持枪资格的廓尔喀雇佣兵负责安保，报警系统直通香港警署。



后来建成的长江实业大厦上，这样的设计也被广泛应用。李嘉诚有专用车道、专用电梯，可以防生化袭击和武器攻击的紧急避难室。



但其他人就没那么警觉，一年多以后，张子强花光了赎金，绑架了香港排名第二的富豪郭炳湘，成功勒索6亿元。香港富豪圈子人人自危。



随即，李嘉诚前往北京面见了一位长者。很快，张子强团队成员在大陆被抓，全部死刑。




在香港能与首富谈笑风生的贼王，到了大陆，只能伏法



狮子的力量，果然不虚。



在行刑现场，一个张子强团伙成员高喊，要戴罪立功，揭发罪行。



举报内容是：张子强曾经向大陆贩卖过盗版光碟，内容充满色情暴力。



他以为大陆贩卖盗版光盘是重罪。



没想到，大陆人民已经在看一刀未剪的《泰坦尼克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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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震动的另一件大事，是一位大领导在香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黑社会也有爱国的。



这句话的由来，大致是邓公当年访美时，参加了八十多场大小活动，华人黑帮竹联帮从“民族大义”出发，沿路护送，维护治安。



后来，在杜琪峰导演的电影《黑社会2：以和为贵》里，古天乐饰演的吉米仔便说：我也可以谈，我也可以爱国。



黑帮，是香港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七八十年代巅峰时期，这座近六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就盘踞着两百多个黑帮，成员达到数十万人。



在本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三大黑帮，当属由潮州人组织的黑帮新义安，掌控着香港的博彩和娱乐业；外来工人组织的和胜和，掌控香港的港口和运输行业；前洪门留下的14k，掌控香港的中小赌场和毒品会所。



因为黑帮根植于整个社会内部，各行各业就难免与黑社会有所联系。在演艺圈，就曾经有李连杰经纪人遭黑帮枪杀，刘嘉玲被强拍裸照的事件发生。



相应的，在香港电影里，就有不少情景和人物，是根据三大黑帮对应改编的，比如“洪兴”对应“新义安”，“东星”对应“和胜和”，“蒋天养”对应新义安龙头向华胜，“陈浩南”对应湾仔之虎陈耀兴，“太子”对应尖东之虎杜联顺。



1993年6月24日，九龙塘就发生了一起由斗殴案件引发的黑帮冲突。



14k的堂主黄朗维在一家酒吧将百万支票甩在了港星梅艳芳桌上，买梅艳芳为他献唱一首。在遭到梅艳芳拒绝后，黄朗维抬手朝梅艳芳脸上挥去，落下五个清晰的手指印。



几个小时后，黄朗维和手下醉意醺醺地走出酒吧，一群黑衣人手持砍刀拦住去路，一番打斗之后，黄和手下倒在血泊之中，被紧急送往附近的浸会医院抢救。



两天后，奄奄一息的黄朗维还躺在病床上没缓过来，两名枪手冒充医生走进病房，掏出手枪对准他头部，一枪毙命。



警方的调查结果指向另一大黑帮，新义安骨干成员陈耀兴有重大嫌疑。于是陈耀兴被带走接受调查之后，六百名黑帮成员围困九龙警局要求放人。在香港，警方羁押时间只有48小时，没找到有力证据，陈耀兴只能被释放。



半年后，陈耀兴在澳门离奇死于枪杀。这件事被搬进了电影《醉生梦死之湾仔之虎》，陈耀兴变成了陈浩南，讲述一位黑帮老大从无名小弟到只手遮天再到被仇家杀害的故事。



谁也没想到，这起冲突会成为香港回归前最后一次大规模黑帮火拼。之后，香港警方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扫黑行动。



拔掉大小的黑社会组织，就是为回归消除最不稳定的几根钉子。



之后的几个月，新义安派出成员前往北京开会，向华强也被北京的一位刘姓老人收为义子。



在“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气氛之后，新义安和14k承诺不会扰乱社会治安，不会对未来造成威胁。付出也有回报，收获就是新义安可以继续合法赚钱。



打击黑帮，改善民生状况的另一个计划，是九龙城寨的动迁。



九龙城寨，是香港最大的贫民窟，也是香港难民社会的缩影。



这块两万多平方米的土地虽然地处九龙，但它是清政府派驻官员的办公所在，没被割走，成为清政府在此的一片飞地。



从清朝开始，这里就聚集着不少从大陆逃来的难民，他们或以香港为家，或以此为跳板前往世界各地。后来溥仪老师的大清亡了，这里就成了中国、英国、香港三不管地带。



在拆迁前，九龙城寨居住超过三万人，是世界人口密度之最。



没有了法律管束，九龙城寨自然成了滋生犯罪的温床。不少香港和大陆的罪犯逃到这里，贩毒、走私、杀人。多年来，三大黑帮之一的14k就盘踞在这里，依靠赌场、烟馆、制毒贩毒营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警方都对九龙城寨束手无策，多次组织数千名警员前往清剿也无济于事，因为穷，人人都是潜在的黑社会分子。很多人连身份证都没有。



倒是香港电影业以这里的故事创作了不少作品，比如周星驰的《功夫》、成龙的《重案组》，都是以九龙城寨为背景创作的电影。




周星驰电影《功夫》中的“猪笼城寨”，原型便是九龙城寨



1993年，为了打掉这个盘踞在香港最后的不安定因素，扫除黑帮存身的土壤，北京与港英政府一致决定，通过建造公屋和拆迁补偿等手段，拆掉九龙城寨。



然后，就是大手一挥，拆！



三万多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就这样成为了香港的合法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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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30日晚上，509人的解放军首批驻港部队乘坐客车，开进香港威尔士亲王军营，开始防务交接仪式。



为什么是509人？



因为，军营交接现场的英军有250人，所以中国要派出双倍的人数，显示更有气势。



而多出来的9个人，则与北京有关：北京城有九个门，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间，城门上的，加上成语里有九九归一、九重天的意思，所以就是509人。



乘坐客车，是应英国人要求，在英军防务交接之前军车不能提前进港。为此，广东省临时从全省抽调来四十多台依维柯汽车。因为依维柯是当时能拿得出来的最上档次的车，不能给回归丢面子。



后来，中方得知英军的指挥官身高182cm，于是选拔了身高187cm，体重200斤的谭善爱作为中方指挥官，在交接现场高喊：“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为此，原本是上尉连长职务的谭善爱很快连升两级，官至中校。



为了把这句话练得有气势，谭善爱每天在家里吼着嗓子喊上几百遍：



上岗！下岗！上岗！下岗！上岗！下岗！上岗！下岗！上岗！下岗！上岗！下岗！上岗！下岗！上岗！下岗！上岗！下岗！上岗！下岗！上岗！下岗！



之后，在全球媒体的摄像机下，谭善爱在防务交接仪式上，成功地压了英国人一头。



之后就是回归的重中之重，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大礼堂举行的香港主权移交仪式。



为了让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能够在1日零点零分准时升起，两国就各种细节谈判了近一个月。



在回归现场，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拿着一块表不断读秒，这是一块特意从美国买回来的百达斐丽的表，型号5002，内部零件数量多达686个，全世界每年只产几块，号称是最精确的手表。



很快他就发现，英军军乐队为了节省时间，把英国国旗降旗仪式加快了不少时间，广场上出现了7秒钟的空白期。



零点过后，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随风飘扬。



其实，当时室内并没有风。事前排练时，中方统筹办公室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室内没有风，升旗仪式时国旗飘不起来。



于是，工作人员连夜加班加点，把旗杆放倒施工，给顶部加装两个带马达的遥控风扇。这样，国旗升起时一摁开关，就能做到迎风飘扬的效果。



至于英国国旗那边，就管不了那么多了，由他们去。




在电扇的作用下，国旗和特别行政区区旗在室内迎风飘扬。可惜这个时候英国国旗已经被降了下去，没能形成鲜明对比



为了做到在12秒内把升旗动作全部标准完成，负责升旗的旗手朱涛一个月练了不少于五千遍。



在回归仪式上，主办方借来35台康佳产的电视，拼接成大屏幕进行现场直播。香港公务员一再提醒中国工作人员：你们看到那个商标了吗？中国工作人员完全没反应过来。



后来特区政府重新布置会场，香港工作人员第一件事就是将康佳的广告标识拆卸掉。



事后，负责香港回归庆祝活动会场布置的一名中国工作人员回忆：



对广告零容忍的竟然是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人，而我这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人却是如此的麻木不仁！这个教训令人羞愧，终身难忘！



之后的特区政府成立仪式上，特首董建华和立法会成员们相继完成了宣誓。



不为人知的是，几个小时前他们还在休息室里练习普通话。



因为，正式场合必须要用中国人最熟悉的普通话而非粤语宣誓，为了在宣誓仪式上不出错，几个月前香港广播处长就给公务员们送了以标注普通话宣誓的录音带，给能力有限者恶补。



尽管在私下的生活和工作中，他们还是继续使用粤语，私下里管普通话叫“刨冬瓜”。但毫无疑问，香港政府——普通话在香港最后的一个死角，正在瓦解。



盛大的烟花表演在维多利亚港湾上空升腾。在一片忙碌的氛围中，一个叫梁文道的青年在兰桂坊酒吧街搞起了行为艺术秀，到处贴“同胞勿近”的告示。



这场秀的创意来自1967年的香港左派发起的反英抗暴游行，当年的左派们会在大街小巷放置真假炸弹，上书“同胞勿近”，专炸英国人。



想表达的意思，既是恐惧同胞要来接收香港了，同时也想告诉外国人，我们回归了，你们不能乱来了。



当晚，在红磡体育场举行的庆祝晚会上，还特意设置了一个节目，找来了武打明星甄子丹，负责一脚踢碎一块写着“东亚病夫”的木制牌匾。



后来，甄子丹参加的商业活动上往往会增加一个环节：踢烂一块“东亚病夫”。



不过，主办方经常不够专业，误用布做了牌匾。踢了多少脚也踢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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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二十几年了，香港身上贴的那些标签逐渐淡去。



发生变化的不仅有香港，还有与它相关的每一个人。



回归十年后的2007年，谭善爱从驻港部队转业，来到深圳市公安局黄田派出所，新工作是社区民警，最高的出警记录是一天30次，专门处理街坊邻里的日常纠纷。



而回归仪式上的上尉升旗手朱涛，因为在香港回归中表现出色，之后又负责了澳门回归的升旗仪式。他后来的工作，是专门为外事活动负责升旗。在升旗三百多次之后，晋升为中校军衔。



霍英东这一年十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几年前他的癌症复发，数次前往北京治疗，但没能取得效果。



搞行为艺术的小青年梁文道，如今在大陆人民中间的知名度极高，人送外号“腰封小王子”。很多书籍完全没征得他同意，就把他的名字印在腰封上，写上：梁文道隆重推荐。



那些当年对未来感到惴惴不安的人们老了，他们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不确定。



政府的最新统计报告说，香港有超过125万人口，近五分之一居民为65岁以上的老人。因为没有退休金，这些年来香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纸板奶奶”，也就是靠拾荒过活的老人。



年轻人奔忙在办公室的格子间里，每天一大早从狭小的出租房里涌向尖沙咀、旺角、中环、铜锣湾的高楼大厦里辛勤工作，又在半夜时分搭乘末班港铁，疲惫地回到临时居所。



他们也会感叹，即便是出身名校坐进了写字楼成为高级白领，也和过去在工厂流水线上做工的父辈没什么区别，上升空间还越来越小了。



香港房产均价已达到16万港币每平米，而2017年香港白领的月平均工资，仅仅是16800港币。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能坚持不吃不喝工作三十年，那他可以买一套三十平的房子。



香港的贫富差距也日益严重，一份港府划定的贫困线标准显示，截至2013年香港有超过134.5万人的贫困人口，占整体人口的五分之一。



而另一份报告是，香港有4080人的财富超过2.3亿港币，富豪数量位列亚洲第一。



二十几年来的首富，一直是李嘉诚。他的财产已经远不仅在香港，也不止在大陆，而是一路扩张到了欧洲。



一篇香港小学生作文《李家的城》中写道：



屈臣氏、百佳、和记电讯、惠康，一间间都是诚哥旗下的店铺，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



它的繁荣，离不开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以及那些不断诟病但出手阔绰的中国游客。2018年，香港旅发局统计数据显示，超过5100万人次内地旅客到访香港，这个数字是香港人口的7倍。



面对大陆，香港在文化上已经远不具备当年的压倒性力量。先是欧美，后是日韩，最近又是大陆崛起的流量明星们占据了新一代眼球的主流。



但不断涌来的待产孕妇，带着孩子赶来抢购奶粉接种疫苗的年轻父母，一群群渴望进入香港高校深造的内地学生们，又体现出这座城市仍然存在的吸引力。



香港已经回不去《狮子山下》的时刻了。



时至今日，该如何自处，是它开埠177年来最大的挑战。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8字路口（ID：crosseight），版权归原作者 Will 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