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陆抗与西陵
　　
　　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的冬季九月，东吴的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举城向晋王朝投降。

　　类似这样的叛乱，这些年来并不少见。北方的政权，——不管是原来的曹魏，还是现在的晋，——一向注重对东吴官员的宣传和策反工作。从东吴内部来说，政府缺乏凝聚力是老问题（众所周知的，如赤壁之战时的投降派言论），几个大家族一直带有半独立的性质，利益从来没有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现在尤其糟糕的是，新的东吴主孙皓性情暴戾，擅杀大臣，在他的治下，很多人都缺乏起码的安全感。于是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叛乱就可能发生，两年前，孙皓的堂弟，都督夏口的前将军孙秀，就带着老婆孩子和几百亲兵，连夜逃到了晋朝。

　　但是步阐降晋，还是具有特别的严重性。西陵地理位置险要，是东吴的西大门，名将陆逊曾经断言：一旦西陵有失，吴国将失去整个荆州。

　　果然，晋政府显得对西陵志在必得。它兵分三路接应步阐：荆州刺史杨肇直奔西陵与步阐会和，车骑将军羊祜统率步兵主力进攻江陵，而巴东监军徐胤的水军，则顺流而下攻打建平。

　　而东吴方面，第一个要面对这一紧张态势的，是刚刚接手整个国家西境军事不久的镇军大将军陆抗。——作为陆逊的儿子，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西陵的重要。

　　然而陆抗的应对措施，在他麾下诸将看来，毋宁是迟钝和软弱的。他没有立即对西陵发起进攻，相反却抽调大量人力物力，从赤溪一直到故市，修筑包围西陵的工事。

　　诸将显然认为，现在三军锐气正盛，应该乘势一举攻克西陵。但陆抗更了解自己当年在西陵亲手打造的防御体系，问题不是这样容易解决的。如果一时攻城不下，而晋军已经赶到，吴军就处于被内外夹击的局面。

　　为了使诸将心服，陆抗听任他们按照各自的意图发动了几次攻击。果然，在西陵坚厚的城墙下没有任何斩获。于是，众将才开始齐心协力筑围防守。
　　
　　这时，羊祜率领的五万晋军，已经迫近了江陵。围绕这座城市，近几十年来各股政治势力已经进行过无数次争夺。所以有一种意见认为，陆抗应该把夺回西陵的任务交给属下，而亲自到江陵城布置防御。但陆抗仍然坚持，西陵的重要性大于一切。

　　当初，陆抗因为江陵以北的道路平坦开阔，曾命令江陵督张咸修筑大水坝截流，使河水漫上平地，外可以阻敌入侵，内可以防止叛乱者出逃。这时，羊祜扬言说将破坏大坝，让自己的步军通过。陆抗听到这个消息，反而传令张咸迅速拆除大坝。诸将都迷惑不解，他们多次向陆抗劝谏，但陆抗不听。

　　谜底很快揭开了，羊祜的真实目的是想利用大坝阻住的水流运送粮草，掘坝的情报，仅仅是一个烟幕。等羊祜到了当阳，听说大坝已毁，只好改用车辆来运粮，效率大为降低。

　　于是，陆抗可以集中力量，凭借新筑好的长围对付接应西陵的西晋杨肇部。一个月的相持之后，杨肇力屈计穷，乘着夜色败走。羊祜、徐胤两路晋军见无利可图，也只好撤退。

　　于是，陆抗攻下了西陵，诛杀了步阐和同谋的文武官员数十人，夷灭了他们的三族。其余的人陆抗都请求吴主孙皓赦免，因此免罪的有数万人。

　　陆抗向东撤回了自己的驻地，脸上没有骄矜的神色，谦和冲淡如同平常。

　　羊祜则遭到了晋政府有关部门的弹劾。作为这次战役西晋军队的总指挥，他可以调度的有八万之众，陆抗却仅三万人可用。但羊祜的主力滞留在江陵，从而导致杨肇的失败。于是杨肇被免为庶人，羊祜也被贬为平南将军。
　　
　　西陵之战以陆抗完胜而告终。这是陆抗与羊祜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众所周知，这不是最后一次。

　　接下来的故事成为美谈。西陵之战后，羊祜从江陵回军，从此致力于建立恩信，以让吴人归心。每有战事，一定要约定日期才开战，不作奇袭、突击的打算。将帅有想献计出奇制胜的，羊祜总是灌他们的酒，让他们喝醉，没机会把计谋说出来。

　　羊祜在吴境内行军，收割了吴人的粮食，都计算其价值，送绢匹过去补偿。逢到与众人在江、沔游猎，总是只到晋国边境为止。有已被吴人射伤的鸟兽而落入晋兵之手的，都送回去。于是吴国边境的人都心悦诚服。

　　羊祜与陆抗两军在边境对峙，常互通使者。陆抗送酒给羊祜，羊祜饮之不疑。陆抗生病，向羊祜求药，羊祜把配好的药送过去，陆抗当即服下。

　　很多人都劝陆抗加个小心，陆抗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叔子，是羊祜的字。

　　这种礼尚往来的较量，颇具上古贵族之风。然而，无论羊祜还是陆抗，都不可能真的忘了两国的政治利害，大家都很清楚这种风度背后心理战的含义。陆抗传令戍边将士说：“如果对方专行德信，而我方一味暴虐，我们的人心就将不战而自服了。大家各保分界而已，不要追求那些细微的利益。”

　　发布这道命令的时候，陆抗的心情想必十分沉重。单纯比较军事才华，也许他比羊祜还要胜上一筹，可现在的局势，却好像一个剑宗高手，被逼上比拼内力的境地。羊祜背后，是中原国家强大的国力，而自己的背后呢？

　　西陵之战的两年之后，陆抗病重，临终前上疏，向孙皓谈到了吴国的政治局势，字里行间充满了忧虑。当然，陆抗重申了西陵的问题：

　　“西陵和建平两地，是国家的屏障。地处长江上游，又两面与敌境接壤。如果敌人乘舟顺流而下，就好像星驰电掣一样迅速，是不能指望靠别处来应援的……我曾经请求屯精兵三万至西陵，但是主事者因循拖拉，却至今没有同意派遣。”

　　
　　二 羊祜、杜预、王濬
　　
　　陆抗在忧虑中去世，羊祜却也并不感到扬眉吐气。在朝廷之中，羊祜最大的政敌如贾充、荀勖、冯紞之徒。也许相对不那么重要，但更著名的敌人，则是两个同族兄弟，——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和后来的名士领袖王衍。

　　王衍是著名的清谈家，他去见羊祜的时候，照例是“辞甚俊辨”。然而，有当代颜回的声誉的羊祜，看到这种表现，只会想起“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古训，自然不会表示欣赏。表演欲受到挫伤的王衍因此发怒，竟至于拂袖而起。而在西陵之战中，羊祜按照军法，几乎将王戎处死。被文人怀恨，那往往意味着你的任何作为，都将受到振振有词的非难。所以当时的舆论评价说：“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羊祜可以并不在乎王家兄弟攻击言论，但谋划的大事受到阻挠，则不能不令他感到压抑愤懑。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羊祜上书请求伐吴，虽然晋武帝本人支持，却还是因为朝臣的反对而作罢。羊祜于是发出了那声著名的叹息：“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

　　咸宁四年的夏季六月，羊祜因病请求回洛阳朝见，得到了批准。司马炎再次向羊祜咨询伐吴的计划，深表赞赏，并提出了让羊祜在病车上指挥诸将的设想。羊祜表示推辞，他很清楚，这已经不是自己可以做到的了。

　　到了这一年冬季十一月，羊祜病危，举荐杜预代替自己的职务。辛卯日，晋武帝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在《晋书》当中，羊祜和杜预的传记被放在了一起。这不仅仅是因为二人都在灭吴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

　　羊祜不喜欢王衍，但他的气质和当时的名士，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对日常行政事务显出某种程度的不耐烦，而爱好《老子》和自然风光。登上襄阳城外的岘山，羊祜置酒言咏，想到自从有宇宙以来，就有了岘山，而登山远眺的人，却大抵湮没无闻，心中涌起悲伤。杜预要扬名于后世的心态则表现更加直接，后来，他略显夸张的刻了两块石碑记录自己的功勋，一块沉于万山之下，一块立于岘山之上，杜预说：“谁知道将来深谷会不会变成高山？高山会不会变成深谷？”

　　这样的情绪和行为，显然带有文人情调。看起来，他们也确实都不像军人：羊祜在军队里，也轻裘缓带，不穿盔甲，他的办公区附近，仅用十几名卫士；杜预不能骑马，射箭不能穿透铠甲的表现，更差不多成了典故。

　　羊祜和杜预担任地方官员，都称得上泽被一方。杜预善于进行大型的政策规划，水利建设方面尤其业绩卓著。羊祜的事迹，甚至被金庸写进了《神雕侠侣》：
　　
　　“……三国时襄阳属于魏晋，守将羊祜功劳很大，官封太傅，保境安民，恩泽很厚。他平时喜到这岘山游玩，去世之后，百姓记着他的惠爱，在这岘山上起了这座羊太傅庙，立碑纪德。众百姓见到此碑，想起他生平的好处，往往失声痛哭，因此这碑称为‘堕泪碑’。陈六弟，一个人做到羊太傅这般，那当真是大丈夫了。”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深谙官场的游戏规则。羊祜以低调和谨慎知名，凡是他参与谋划的事，他一定会焚去草稿。杜预在外居官，则往往会向中央的要人行贿。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回答是：“只求免祸，并无什么额外的追求。”

　　而灭吴的第三个关键人物，王濬，则与他们完全不同。
　　
　　王濬从小就并不是一个被舆论好评的人。——即使是所谓的浪子回头之后，他所重视的，仍然只是建立世人瞩目的功业，而不那么在意更长远的声名。王濬还籍籍无名的时候，为自己修筑宅院，将门前的道路开辟得特别宽阔。他说：“我要在这里放置将军的帅旗！”

　　王濬做过羊祜的参军。羊祜的侄子对羊祜说：“王濬这个人，好大喜功，奢侈铺张，不可以让他独当一面，而应该设法限制他。”

　　但是羊祜的看法刚好相反，很多时候，恰恰应该放手让王濬去做他想做的事。

　　羊祜确信，攻打吴国，应该凭借上游的地势。所以早在西陵之战的那一年，羊祜就秘密上书晋武帝，让王濬继续担任益州刺史，并治理水军。于是，晋武帝命令王濬解散益州的屯田部队，而大造战船。

　　屯田军的人数之少，显然出乎王濬的意料。要靠这五六百人打造伐吴的主力舰队，无异于天方夜谭。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从益州各郡，抽调一万名士兵前来修船，——而王濬并无调兵的虎符，此事不在他的权限以内。

　　这时，王濬充分表现出了他的胆大妄为。没有经过任何上级的批准，征兵造船的集结号就这样吹响了。他的设想是，既成事实之后朝廷也只好追认。当然，王濬完全可能因此被加诸意图割据谋反之类的罪名，可是他在所不惜。

　　王濬所造的大船连舫，方圆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二千余人。船上以木为城，甲板上可以驰马来往。史书上说，“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造船削砍下来的木片顺流而下。吴国的一位地方官员拿着木片向孙皓禀报说：“晋一定有了攻吴的计划，应该增兵建平。”也许是漠不关心，也许是无能为力，孙皓没有理会这个意见。这时吴人所能做的，就是用铁索横拦江面，阻住航道。

　　
　　三 打还是不打
　　
　　很多迹象表明，晋武帝司马炎是一个优柔寡断，很容易被不同意见左右的人。他对灭吴计划显然十分热衷，但却始终未能发布总攻的旨意。

　　积极谋划伐吴的羊祜去世，晋武帝哭得十分哀痛，那一天天气寒冷，泪珠冻结在天子美丽的须发上 。但旋即，灭吴的计划再次被搁置起来。

　　咸宁五年（279年），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指出：第一，孙皓荒淫凶暴，如果他死了而新君主即位，吴国的政治局势可能会好转；第二，自己已经造了七年的船，每天都有朽败；第三，他本人也已经年近七十，来日无多。总之，任何一点变故，都可能导致错失伐吴的良机。

　　差不多所有主张伐吴的观点，都会把吴主孙皓本人，当作一个重大有利条件。史书上孙皓的形象，确实是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荒淫，暴虐，奢侈，妄想狂，并且极度的神经质——当然，史书上的亡国之君，大抵也总是这么一个形象，很少会有什么创意。由于所能见到的史料太少，所以不能断定孙皓就是一个单纯的变态杀人狂，还是由于企图加强政府的权力，从而有意在杀戮世家大族的重要人物。但总之，吴国的内部矛盾因他而激化，从而给了晋朝可乘之机。

　　王濬的上疏一度似乎让司马炎拍板了伐吴计划，但不久之后吴军即将北上的谣言，却又让他觉得此事还是再缓一缓更好。

　　归根结底，司马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朝庭之中，反对伐吴的意见始终占据着主流。这些意见往往并不针对问题的具体细节，但理论层次很高，在大方向上具有无比的正确性。例如山涛说：“自古以来如果不是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现在放过吴国留作外患，不也很好吗？”

　　杜预也不断的上表，在前一道奏本一个月没有得到批复之后，杜预终于忍不住把话说得十分直接：伐吴的利益显而易见，阻挠伐吴的大臣实际上也无法指出现在的作战计划有什么缺陷。他们之所以总是在提不同看法，只是由于伐吴不是自己谋划的，成功了他们也没有利益。

　　写到这里，史书上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表章送到晋武帝面前的时候，他正在和大臣兼著名学者张华在下围棋。张华于是推开棋盘说：“现在讨伐吴国，将不劳而定，希望您不要再犹豫了。”于是，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

　　这一年冬十一月，晋军大举伐吴，派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下巴、蜀，由东至西，总共发兵二十余万。

　　——这时，距离羊祜去世，已整整一年。

　　也许，杜预这道上疏的另一个作用是，提醒司马炎要给自己身边一向阻挠伐吴的重臣也分润一些好处。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伐吴最大的反对派贾充，被授予符节、黄钺和大都督的职务，率领中军驻扎在襄阳，在名义上负责各路伐吴军队的总调度。

　　
　　四 金陵王气黯然收
　　
　　战争的过程几乎毫无悬念。太康元年（280年）的头几个月里，在长江中游发起进攻的各路晋军都取得了很大的战果，来自益州的战船尤其势不可挡。吴人设置于江中的铁锥铁索几乎没有构成任何障碍。据说，王濬用巨大的火炬使铁索溶解断开，又扎了数十只大筏，铁锥都钉在筏子上被一起带走。——大概是认为这个铁索横江的法子工程浩大而又过于无效，罗贯中抛开史书的记载，在《三国演义》中宣布，这是孙皓身边一个奸恶的宦官想出的主意。

　　于是，王濬攻克西陵，杀了吴都督留宪等。紧接着，乐乡（这是当年陆抗亲自镇守的地方）、江陵也落入了杜预手中。大军挺进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于东吴将领感叹说：“北方来的军队，好像是飞过了长江。”
　　
　　吴国西部防御迅速崩溃的原因显而易见。镇守西境的名将这些年来大多谢世，接任的少年人不论能力还是威信，都还远非足够。更致命的问题是，吴国国力早已衰退，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东的地区，一旦试图向西部增兵，变得空虚的首都建业附近，就将直接面对晋安东将军王浑的攻击。

　　王濬、杜预节节胜利的时候，东吴丞相张悌率领三万军队，经牛渚渡过了长江。张悌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敛众固守，但是在张悌看来，这和坐以待毙也没有什么区别。吴军的士气本来不振，一旦看到王濬和王浑两支晋军会合，人心将彻底涣散。而如果能抢在王濬到来之前击溃王浑，也许还有最后一线希望。

　　——这线希望看来是如此渺茫，也许，即使张悌本人也并不指望真能抓住它。只不过，既然吴国已经注定灭亡，那么如果百年基业竟没有一个为它死难的人，才是最大的耻辱。

　　渡江后，张悌包围了一支七千人的晋军，对方请求投降。张悌的军师诸葛靓提议屠灭他们，张悌没有同意。然后，两军的主力在版桥正面交锋，张悌的精锐部队没有冲破晋军的阵脚，吴军开始溃散，原本投降的晋军，这时在背后发起了攻击。

　　大局已定。

　　张悌推开了诸葛靓拉他逃离战场的手，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里，反而似乎带着一些如释重负的意味：“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就被你家丞相赏识提拔。我常常怕自己不能死得其所，辜负了名贤知遇。今天以身殉社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张悌是襄阳人，他的童年，正是诸葛亮在襄阳的时候。
　　
　　张悌渡江作战失败，晋军斩首七千八百级，吴人大震。

　　此时，王浑的部下中已有人意识到，最好的选择是直取建业。但王浑是一个老练的官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知道，违命出击，胜利了也不值得赞赏，败了，罪责却很严重。于是王浑吩咐部下说：“根据诏令，王濬应归我指挥，你们所做的，仅应该是准备好战船，等他到来一起前进而已。”

　　确实，晋武帝最初的安排，是王濬攻下建平后，归杜预调遣；如果能一直打到建业，那就接受王浑的指挥。但战场上的形势，随时会发生变化，铁一般的官场规矩，有时也并非颠仆不破。显然，王浑不了解王濬这个人。

　　和羊祜一样，杜预也深知，应该放手让王濬去做他想做的事。所以在此之前，杜预已经主动放弃了对王濬的指挥权，反而写信鼓励他直取建业。王濬大喜，把杜预的信上奏朝廷。

　　于是，王濬的水师从武昌顺流而下，直取建业。吴国的正规水军万余人望旗而降。孙皓还试图组织最后的抵抗，在一位口出大言的将军的倡议下，又临时招募了两万人，此事成了一场闹剧，当夜士兵全部逃光。

　　此时的孙皓，已经陷入极度的煎熬之中。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官员显然都不介意吴国灭亡，只等晋军一到，就正好投降。这种局面可能并不十分让孙皓意外，但糟糕的是身边的人甚至更加不可靠。他们在自己面前挥刀大呼，做出忠勇的表情，可是领到赏赐之后，就飞奔然后消失。接下来，人们把一切罪责都归结于自己和自己宠信的大臣，建业城里的局面正在一步步走向失控。首先，一位部长级官员被愤怒的群众抄家并杀死，随后孙皓发现，自己的财宝和女人，都成了人们打劫的对象，再然后，为了销毁罪证，这些人开始放火焚烧皇宫。

　　据后来王濬的描述，孙皓在宫中连坐下的地方都没有，已经到了“逃身窜首，恐不脱死”的地步。他很可能已经比任何人都更急于向晋军投降。有蜀国后主刘禅的先例，他知道这样的话多半不会有生命危险，可留在这座混乱的皇宫里，那就什么都难说了。

　　然而，王浑的军队仍然屯扎在长江北岸，观望不进。——直到这时，西晋朝庭中，以名义上的伐吴总指挥贾充为代表的大臣们，仍然不断宣称伐吴是一个错误的决策，王浑有理由为自己这个政治上深得中庸之道的选择感到得意。
　　
　　三月十五日，王濬的水军经过三山，——即距离金陵已不过五十里。王浑派人邀请王濬到自己那里商谈，但王濬正意气风发，他扬帆直指建业，回复说：“顺风顺水，船无法泊岸。”

　　王濬很清楚的知道，立下灭蜀奇功的邓艾很快死于冤狱，但是，建立不世功业的雄心，这时压倒了一切。

　　这一天，王濬战士八万，战舟百里相连，鸣鼓呐喊着进入石头城，接受了孙皓的投降。

　　
　　五 晋武帝的宽容
　　
　　自己围守差不多不设防的建业城已有百日，最终却被别人轻而易举摘取了胜利果实，王浑显然咽不下这口气。“今者违命，胜不足多”，这是王浑的信条，现在，他要让王濬也明白这一点。

　　王浑出身于第一流的豪门太原王氏，又与晋武帝是儿女亲家，他在朝廷里的能量显然不容低估。不服从指挥调度，私吞吴国宝物，乃至于意图谋反……各种罪名迅速被制造出来堆积到王濬头上，有关部门也积极配合，一再要求将王濬移交司法机关（廷尉）。以至于王濬在一道奏章中发出这样的感慨，“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祸在不测”。

　　但王濬运气毕竟要比邓艾好。无原则的宽容，差不多是司马炎一贯的脾性，在二王争功的问题上，他既绝不追究王濬，也不斥责王浑诬陷，大家一概升官。

　　吴国被灭，一直激烈反对伐吴的贾充十分恐慌，到宫里去请罪，晋武帝抚慰了他。不久之后，贾充发现自己被列在封赏名单的显要位置，食邑增加了八千户。

　　听到吴国灭亡的消息，票骑将军孙秀不但不向晋武帝道贺，反而南向流泪，怀念当年孙策如何创业，并背诵“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样表达亡国之痛的诗句。——孙秀是早年流亡到晋的东吴宗室，他以这样敏感的身份，却敢于公开发表这样的议论，是个人的勇气，也很能说明环境的宽松。

　　孙皓被押解到洛阳。晋武帝显然想把对孙皓的接见举办成一个庄重同时又具有亲和力的盛典，并尽可能扩大影响。所以当天列席的，不但有文武官员和四方来使，连最热衷对政治发表五花八门意见的太学生们，也被允许参加会见。晋武帝对孙皓说：“朕设了这个座位等你，已经有很久了。”

　　有点出乎意料，孙皓当即接口：“臣在南方，也设了这个座位以等待陛下。”

　　对这个阶下囚的口头便宜，司马炎也没有计较。
　　
　　当初，吴丞相张悌殉国的时候，他的军师诸葛靓流着眼泪从战场上逃生。诸葛靓本来是北方人，他的姐姐是琅琊王司马伷的妻子，他本人则和晋武帝是少年时的朋友。司马炎很念旧情，知道诸葛靓逃到了姐姐家里，就去那里找他。诸葛靓拒不相见，躲进厕所，而皇帝居然也一直追到厕所里面，说道：

　　“想不到今日复得相见！”

　　诸葛靓再次流下眼泪：“我不能像豫让、聂政那样做尽忠的刺客，再次面见陛下，实在是羞惭的事情！”司马炎想任命诸葛靓为侍中，诸葛靓坚持不接受。他回到故乡，终身不向朝廷所在的方向就坐。

　　大多数吴国的臣子和士人则不必有这样的节操。事实证明，望风归降是一个正确的抉择。晋武帝下诏，吴国州牧、郡守以下的地方官员，一概不予更换，吴地素有名望的人士，都根据才能安排官职。将吏随孙皓渡江者，免除十年赋役，百姓则免除二十年。

　　然而，宽容结果，显然并不总是这么美好。西晋的政治体系，本身已经面临了危机。

　　一 以孝治天下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的开国皇帝，然而所有人都清楚，他并不是这份基业的缔造者。司马炎称帝之后，给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都追加了皇帝头衔，《晋书》之中，也给与上述三人本纪的待遇。如果仅从交待清楚司马家的发家史的角度看，这种写法倒也未可厚非。

　　司马家的家教良好。司马氏与曹氏对政权的争夺，胜负的关键，有时似乎纯出于偶然。——比如，假如曹丕比司马懿更长寿一些，那结果将会如何？然而，人的寿夭，亦非仅决定于天数，曹操父子都对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习俗表示怀疑（所谓“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然后很自然的，怀疑论者堕落成享乐主义者，吃五石散，酗酒，纵情声色。司马家不能说与这些完全无缘，但至少在司马懿、司马昭这两代，他们秉承儒家传统，大体上，还是选择了一种比较有节制的生活方式。

　　当然，他们不会是多么有道德感的人，只不过言辞和公开举动上既然标榜礼教，也就多少会有些习惯成自然。司马懿装病时精湛的演技为人所津津乐道，但也有险些穿帮的时候。一次突然天降大雨，司马懿想起晒在外面的书册，忘了自己正在扮演一个僵卧的病人。正像那些寻常读书人所做的那样，他起身把书收进家来。

　　同样的，“以孝治天下”的口号，有时也得到了相当认真的对待。司马懿到了晚年，厌恶他的原配妻子。他生病了，她来看他，他竟然说：“老物可憎，你过来干什么？”

　　“老物”于是羞愤绝食，而司马懿对此简直不以为意。然而接下来，司马师、司马昭等一帮子兄弟也统统跟着不再进食，一直等到司马懿屈服，向母亲道歉了才算罢休。

　　咸熙二年（265年）八月，司马昭去世，十二月，司马炎接受魏帝的禅让。这样紧张忙碌的气氛，使得大晋的广大臣民仅仅为司马昭穿了三天丧服，司马炎本人也不过穿到司马昭下葬，即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二年八月，司马炎想把丧服重新穿起来，并趁机恢复儒家理想中服丧三年的优良传统。对此，朝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比如：

　　汉朝以来，为先帝服丧一向是服一天算服一个月的，结结实实服满三年，有必要么？
　
　已经脱掉丧服现在又重新穿上，经典上是否可以找到依据？
　
　如果皇帝个人穿上丧服而大臣们都不穿是否合适？是不是会显得只有父子之道，而不讲君臣之道？

　　……

　　最终，此事作罢，但司马炎仍然坚持素食素服，度过了三年。算起来，这就到了泰始三年（267年）的九月。

　　之后不到半年，即泰始四年（268年）三月，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去世。司马炎于是便开始了新一轮的素食素服。自然，其间君臣间再次有一回是否有必要这样做的讨论。

　　泰始十年（274年），司马炎的皇后去世。这一回，讨论的热点是太子是否应该为母亲服丧三年。——不必惊诧晋朝君臣的不厌其烦，事实上，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加入了争论，其中有一些人（比如令人敬佩的王夫之），态度更是称得上慷慨激昂。

　　
　　二 好皇帝
　　
　　灭吴的这一年，前将军、青州刺史胡威去世。在天下一统，形势一片大好的气氛里，这件事很难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胡威生前曾经和晋武帝讨论时政，认为朝廷对官员过于宽贷。晋武帝以自己对尚书郎以下的官吏的严厉措施为自己辩护。胡威说：“我所陈述的，难道是丞、郎、令史这一类官吏吗？要处理到像我这种级别的官员，才可以整肃教化，彰明法度。”

　　正像前面我们已经一再提及的，司马炎很宽容。他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但也没有追究胡烈尖锐的态度。事实上，即使更猛烈的抨击司马炎仍然可以一笑置之。

　　晋武帝曾向司隶校尉刘毅问起，自己可以和汉代的哪一个帝王相比，刘毅竟然回答说：“桓帝和灵帝。”

　　桓灵在位期间，几乎已经成了黑暗时代的代名词，晋武帝有理由对这个评价感到惊奇。于是刘毅答道：“桓帝、灵帝出卖官职的钱都进了国家的仓库，陛下出卖官职的钱则进了个人的腰包，凭这一点来说，大概还不如桓帝、灵帝。”

　　于是司马炎大笑说：“桓帝、灵帝的时代，听不到你这样的话，现在朕有正直的臣下，已经胜过桓灵了。”
　　
　　对儒家思想中理想君主的模板，司马炎无疑相当熟悉。既然他愿意标榜自己“诸生家”的出身，他当然也愿意去迎合这个标准：允许和鼓励大臣们发表批评意见，无疑是理想君主必须要有的素质之一。只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司马炎缺少甄别这些意见的能力。他很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胡威、刘毅们提出的问题的严重性，他只是满意自己那个宽容的pose。能够迅速说出那个证明自己优于桓帝、灵帝的漂亮句子，他心里多半是得意的。

　　也是在灭吴的这一年，司马炎决定，裁去驻扎在各州郡的军队。这个决定后来对晋王朝的命运构成了几乎致命的打击，——面对四面八方的叛乱，地方政府束手无策。司马炎之所以要这样做，有经济方面的考量，但传说中周武王灭商之后，“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的图景，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论如何，这位理论上应该是创业者的皇帝更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公子哥。他注重仪表，精心修饰自己的发型和胡须。他喜欢那些贵族间的游戏，大臣们比赛谁更富有的时候，他都乐于去掺和一把。 然后，谥号为“武”于他实在是一个绝大的误会，司马炎不喜欢军事，祖父司马懿杰出的指挥才能，对他而言竟成了家门的耻辱。 当然，晋武帝对女人的强烈兴趣，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灭吴之后，他把孙皓的后宫也接收过来，五千宫女被从南京带到洛阳，于是，掖庭中的女性创纪录的达到了一万人。人数太多反而导致失去了目标，晋武帝坐上羊拉的车子，听凭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宴饮入寝。

　　好在，儒家学说是很人性化的，上述种种都算不上很严重的问题，在典籍中不难找到辩护，皇帝不必为此受到太多的指责。此时司马炎最大的心病，也许只剩下一件事了。

　　
　　三 兄弟怡怡
　　
　　司马炎从曹魏手里接手政权相当顺利，但是他能坐上这个宝座，并非没有遭遇过挑战。他的父亲司马昭曾多次说过：“天下是景王的天下，我不过是居摄相位而已。”司马昭抚摸着自己的坐床，又说：“这是桃符的座位。”

　　景王指的是司马师，桃符则是司马攸的小名。司马攸是司马炎一母所生的弟弟，——但名分上是堂兄弟，因为他已经过继给司马师为子。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在《三国演义》中面目模糊，似乎无甚分别。实际上，司马昭在哥哥面前，很可能有些自卑感。当年司马懿与曹爽争斗得最激烈的时候，遇事从来只和大儿子商量。司马昭不能抱怨父亲偏心，关键时刻，司马师可以魔术般变出“死士三千”为父亲效命，而司马昭只能在一旁怔怔的看着。发动政变的前一天晚上，司马昭终于被告知了行动的计划，结果，这一夜他无法安席，而司马师则坦然偃卧，酣睡如常。

　　司马师去世时没有儿子，他的原配夫人姓夏侯，是曹氏的亲族。司马家夺权的行动开始之后，这个女人让司马师感到不安，所以不得不被毒死。在此之前两个人感情则应该不错，这一年她二十四岁，却已经留下了五个女儿。

　　后来，司马师当然会续弦，并且还有别的女人。但没有人给他带来一个男孩儿。于是，司马昭才成了司马家权力的继承者，于是，才有了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的事。
　　
　　司马昭宣称要传位给司马攸，自然不完全是对兄长的缅怀。他有理由更偏爱这个小儿子，司马攸有能力，也有一批善于为他制造舆论的支持者，所谓“才望出武帝之右”。当然，司马炎也得到了司马昭身边一批元老重臣的拥戴，他们说，司马炎有及地的长发，过膝的双手，这些都不是人臣可以拥有的相貌。

　　兄弟俩争夺继承权的具体细节不得而知，但不难想象其间的激烈程度。《晋书》当中，晋武帝一朝许多大臣的传记里，都谈到了他们当时的站队问题。司马昭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长子，然而，他对这个选择很不安，他向司马炎讲述汉文帝和淮南王刘长的故事，魏文帝和陈思王曹植的故事，讲着讲着，就流下泪来。最后，司马昭临终前，拉着司马攸的手放到司马炎的手里，要他善待这个兄弟。

　　司马昭看来是多虑了。晋武帝即位后，至少就表面上而言，气氛不失为一片祥和。晋朝总结曹魏灭亡的教训，认为其中重要一条，是皇帝太过防备自己的亲人，各地的宗室都没有权力，起不到拱卫朝廷的作用。因此，晋武帝一登基，就大封了一批同姓王。他没有打压昔日作为竞争对手的兄弟，司马攸得到了优待，被册封为齐王。而司马攸也显得高风亮节，朝廷允许诸王自己选拔封国的官吏，只有齐王主动放弃了这项权力，全部官员的任命，都请求皇帝指派。

　　
　　四 周公还是太公
　　
　　咸宁元年（275年）冬天，洛阳城发生了大瘟疫，死者数以万计。第二年，晋武帝本人也染上重病。很多大臣都觉得，皇帝的御体已经无法康复，在私下里或半公开的，他们开始讨论继位者的人选问题。

　　太子的智商，多年来一直是大家所担心的，而武帝其余的儿子年纪还小，显然也并不合适。于是，很多人再次想起了齐王司马攸。齐王没有前往自己的封国，这些年里，他留在朝廷，没有做什么大事，但是他孝敬，节俭，体恤下情，关心民生，一点一点积累起比当初更高的声望。有人于是找到贾充，说起一些“立人当立德”的话题。贾充既是重臣，两个女儿又分别嫁给太子和齐王，他的表态，自然具有相当的份量。贾充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保持了沉默。

　　出人意料的，皇帝痊愈了。他很快知道了朝臣们的议论，无疑，这会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他不能容忍当初的对手取得成功，即使是在自己死后也不行。

　　晋武帝的反应相当强烈。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即使沉默也是天大的错误，他迅速削夺了贾充的兵权。这一点，和后来灭吴时他对贾充一味纵容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照例，史书上提到这时有奸佞小人离间晋武帝和司马攸的关系。但很难说这点挑拨当真对晋武帝的决定起到了多大作用，他们大抵只是奉承上意而已。终于，晋武帝下诏，要求齐王前往自己的封国。

　　尽管如此，以孝治天下的形式仍神圣不可侵犯。孝悌自来并称，兄弟一伦与孝道密不可分，孔夫子更曾经说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一句话中，就包含着政治学的全部精髓。 从诏书的措辞里，我们还是仅看得到皇帝对齐王的尊崇。司马攸被比作西周初的第一任齐国国君太公望，是诸侯的领袖，让他就国，是进一步突出他的特殊地位。同时，晋武帝还增加了齐国的封地，进一步提高齐王仪仗方面的待遇，并额外加封司马攸的一个儿子为王。

　　朝臣里有太多老狐狸，熟悉这种明尊实贬的把戏，当然不会为这些美妙的言辞所迷惑。他们并纷纷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许多仍然出自儒家经典，比如说齐王是皇帝陛下一母所生的弟弟，所以更适合被比作周公旦而不是太公望，而周公，恰恰是留在朝廷的。

　　皇帝态度坚决，不为朝臣的请求所动，或者，恰恰是朝臣的所请使得皇帝更加坚决。齐王则称自己需要养病，并请求为母后守陵。——他提出这个请求看来十分自然，齐王自幼就是以孝心知名的。但皇帝相信这只是借口，他认定齐王只是不愿意脱离权力中心，好继续等待机会而已。至于养病，任何时候，生病难道不都是最常见的推脱借口么？

　　晋武帝派御医去探视齐王，御医知道皇帝想听到的是什么，所以带回来的消息总是齐王健康状况良好。晋武帝于是召见司马攸，司马攸“以礼自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比较习惯于端着。在皇帝面前，他更是强撑着让自己举止如常。于是晋武帝越发确信司马攸并没有病，勒令他赶紧上路。

　　就这样，司马攸踏上了前往封国的征程。仅仅捱过了几个晚上，他呕血去世。晋武帝听到这个消息，不能不表示后悔，他杀了御医，自己则失声痛哭。这时有人出来劝解，于是，皇帝便收住了眼泪。

　　
　　五 绝响
　　
　　这种掖着藏着的较劲方式看来使人气闷，不过如此含蓄的权力争夺，在大晋朝很快将成为绝响。十余年后，处身于八王之乱中的人们回想起这段往事，一边把本朝的衰落归结于此，一边却也许甚至会有温馨之感。

　　和汉朝第二个皇帝刘盈一样，西晋第二个皇帝司马衷的谥号，也是一个“惠”字。照谥法，惠是柔弱爱民的意思。说晋惠帝爱民，也不算没有理由吧。听说老百姓没饭吃的时候，他问了一句：“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呢？”

　　这可能是他最脍炙人口的一句名言了。

　　两个惠帝是很不一样的。刘盈政治上低能，论智力，却未必是笨蛋；司马衷却是真正的白痴。刘盈敏感而脆弱，所以只做了几年太平皇帝就死了；司马衷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坚强的人。在那段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岁月里，他在皇位上硬生生的挺了一十七年。
　　
　　哪怕白痴是白痴，既然出身在皇家，不怕没有女人送上门来。在司马衷还是太子的时候，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甚至使尽了手段。

　　根据史书的描述，这个叫贾南风的女人身上，综合了女性所能有的一切丑恶品质，——嫉妒，残忍，永无止境的权力欲，淫荡，还有异乎寻常的丑陋。

　　白痴终究是白痴，很多人都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忧国忧民的大臣就开始担心大晋朝的前途。多次欲言又止之后，老臣卫瓘终于借着酒劲，用手抚着御床对晋武帝司马炎说，“这个座位，实在可惜了。”

　　晋武帝决定考验一下自己的儿子。然而皇家父子，是很少机会面对面的交流的，所以武帝密封了尚书决定不了的公文，交给太子司马衷处理。显然，太子本人对此毫无办法，所以贾南风很清楚，要由自己来为这公文，提交一份答案。

　　接下来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作弊学的一个典型案例：贾妃请外人代为对答，第一份答卷已经制作完毕，这时东宫的给使张泓说：“太子不读书，这是皇帝所知道的，而答诏里引用了这么多古代经义，他一定会追查谁是代笔的人，并增加处罚，不如直话直说。”

　　于是，就由张泓另打了一份草稿，让太子誊抄了一遍。晋武帝看过后十分高兴，拿给卫瓘看。结果，自然反而是卫瓘大为尴尬。

　　众人于是知道卫瓘曾经说过什么。贾充秘密派人对贾南风说：“卫瓘这老奴才，几乎败坏了你们家！”

　　对贾充父女而言，这个过程自然是惊心动魄的，但司马衷本人则很可能并没有太在意。既然他是白痴，则第一当然无法裁决这个问题，但第二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太子位已经岌岌可危。史书里没有提及司马衷自己对这事的反应，或者，是觉得无关紧要吧。

　　公元290年，司马衷登上了帝位，而实际的朝政大权，是在杨太后和她的父亲杨骏手里。这个局面，显然是皇后贾南风所不能接受的。

　　一连串勾心斗角之后，皇太后被废，杨氏一家以谋反的罪名被绑缚刑场。有人为杨骏求情说：“杨骏连儿子都没有，他哪里有谋反的道理呢？”

　　的确，对重视血缘宗法的中国人而言，没法把江山传诸子孙，做皇帝的热情，自然会小得多。杨骏并不是什么好人，但确实并没有谋反的意图。对这个算是颇点中要害的问题，惠帝是怎样的反应呢？

　　史书上写道：“帝不答。”

　　一脸茫然的沉默，这大概是司马衷留在历史中的一张标准照。


　　
　　权力落在了贾后的手里，她对这个粗蠢的丈夫无法满意，倒也并不奇怪。正史、野史上或含蓄，或津津乐道的记述了她的许多淫行。而至于惠帝的反应，则似乎是无事可纪。

　　他是已经蠢到失去一个男人起码的嫉妒心的地步了吗？自然，也许正是这份糊涂，使他不必成为鲁庄公，或者武大郎。

　　遗传，有时确实是一件很难说的事情。白痴惠帝，却有一个聪明刚猛的儿子（不是贾后所生）。不可避免的，这位太子成了贾后的眼中钉。

　　又是一连串的阴谋。张华等大臣为了挽救太子的命运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抗辩，太子被废后，朝臣们的反应更是达到了“众情愤怒”的地步，——然而惠帝却仍只是一个懵懂的看客。

　　再后来，天下就越来越乱了。

　　谁也放不过谁。司马家的王爷，一位接着一位进京，又一位接着一位的死去。因为手上都有兵权，所以谁死的时候，都要带上几千几万人陪葬。

　　皇后贾南风自然难逃一死，王爷们也算是恶有恶报。另外，美丽的绿珠坠楼了，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美男子潘岳被杀了。大才子陆机、陆云兄弟也掉了脑袋，大名士王戎为了不至于掉脑袋跳进了粪坑。因为害怕掉脑袋也不愿意跳粪坑，张翰回到南方吃鲈鱼莼菜去了。留在北方的人没东西吃，只好把活人和牛马肉拌在一起作为粮食。八千多妇女被沉入了易水，锦绣洛阳城被打劫一空后，又险一险就被焚烧为灰烬。

　　只有皇位上的司马衷是不能动的。只要不杀他，坏事做尽也不算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这块招牌留着也好。而他坐在皇位上又是那样的安静，要他照着自己的意思发布诏书，他从来也不会违扭，哪里再去找比这更好的招牌呢？

　　这块被高高举起的招牌看着这一切，又好像是什么都没有看见。


　　
　　还有一件事也许也不妨一提。

　　惠帝的第二个皇后羊氏后来又成了前赵君主刘曜的妻子。不管是出于一个帝王还是出于一个男人的虚荣心，都让刘曜忍不住问了羊氏这样这一个问题：

　　“我和司马家那小子比起来怎么样？”

　　羊氏是这样回答的：

　　“陛下是开基立业的圣主，他却是一个亡国的暗懦男人，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他贵为帝王，有一个妻子、一个儿子，加上他自己三人而已，这都不能庇护。妾在那个时候，实在不想活下去。本以为世间男子都是那样，而自从侍奉您以来，才知天下真有大丈夫啊！”

　　大学者钱穆把这句话当作西晋王公贵族临难苟且的诸多例证之一。这当然是对的，然而，这种苟且恰恰表现在，这句谄媚的话，很可能是真诚的。

　　刘曜有儒家修养，也有野蛮剽悍的气质，这样的男人自有他的魅力。单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他当然比惠帝优秀得多。在刘曜的前赵政权里，羊氏还是有点发言权的，这也许可以说明她和刘曜之间真有些感情。甚至，也许是从那时开始，羊氏才感受到一点夫妻生活的甘美。


　　
　　这是很后来的事了。这时候晋惠帝早已经死了，就是他泉下有知，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反应。就像当初他没有对贾南风床上有那么多男人匆匆来去提出什么异议一样。

　　但是，一个人真的可能白痴到一点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不必弄清，那究竟是哪一次战乱了。前侍中嵇绍——当初被司马氏诛杀的大名士嵇康的儿子——追随在惠帝的身边。临行前，有人对嵇绍说：“这次出行，安危难测，你有好马吗？”

　　嵇绍回答说：“做臣子的护卫圣驾，生死以之，要好马干什么呢？”

　　混战中，惠帝的扈从侍御全部逃散，只有嵇绍护卫在惠帝的身前。乱刀斫在嵇绍身上，飞溅的血花落到了惠帝身上。

　　惠帝说：“这是忠臣，不要杀他。”

　　杀红了眼的士兵回答说：“奉皇太弟的命令，只是不要冒犯陛下您一人而已。”

　　于是，惠帝就落到了皇太弟司马颖的手里。自然，这块招牌是要擦洗得清清爽爽的，于是左右的侍从过来，要为惠帝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

　　有点出人意料，这时候，惠帝说话了。

　　惠帝说：“我的衣服不要洗，上面有嵇侍中的血。”

　　贾南风死后，晋惠帝立了第二个皇后羊献容。抄书：


　　
　　永康元年（300年）十一月，“羊氏被立为皇后。”

　　永兴元年（304年）三月，“丞相司马颖上表，要求废皇后羊氏，把她幽禁到金墉城”。

　　同年七月，“张方再次废黜太子司马覃及羊皇后。”

　　十一月，“留台大赦，恢复羊氏的皇后地位。”

　　永兴二年（305 年）夏四月，“张方废羊皇后。”

　　四月或五月，“皇甫昌等人诈称东海王司马越的命令，从金墉城中把羊皇后迎接出来。……事起仓猝，百官开始都追随他们这样做，不久发现有诈，就一起诛杀了皇甫昌。”

　　同年十一月，“立节将军周权，诈称收到檄文，自称平西将军，复立羊皇后。洛阳令何乔攻打周权，杀了他，又废了羊后。”

　　是月，“太宰司马颙假传圣旨说，因为羊后屡次为奸人所立，派遣尚书田淑给留台旨意，赐羊后死。”

　　是月，“诏书多次到留台，司隶校尉刘暾等人上奏，坚持认为：‘羊庶人门户残破，废放空宫，门禁峻密，没有机会和奸人构乱。大家不论贤愚，都说她是冤枉的。现在杀一个枯穷之人，而令天下人伤心惨痛，对治国有什么好处呢！’……羊后因此得免。”

　　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至洛阳，复立羊皇后。”

　　“后来洛阳令何乔又废了羊皇后，等到张方率先到洛阳，当天就恢复了羊后的地位。”（此则存疑）


　　
　　起起落落的背后，当然都是有复杂的政治的斗争的，这里，我不想提了。

　　这，就是史书上记录下来的，一个女人的前半生。

　　后来，她说的有些话被记录下来，作为寡廉鲜耻的标志。——还有人从一鳞半爪的史料里看出来，这个女人很坏很坏。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想，如果她真成了一个坏人，也不奇怪。

　　事关贾充
　　
　　司马昭之心已经路人皆知，年轻气盛的皇帝曹髦要夺回天子失去的权力和尊严，便率领数百僮仆前往讨伐。纯从军事角度考虑，完全控制着洛阳武装力量的司马昭要解决这几百人轻而易举，然而事情却并不那么简单。天子迅速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仅仅一声呵斥，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麾下的士兵就四散奔逃。

　　贾充于是被推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他将直面御驾亲征的天子。《三国演义》里，这样描写了接下来的一幕：

　　
　　只见贾充戎服乘马，左有成倅，右有成济，引数千铁甲禁兵，呐喊杀来。髦仗剑大喝曰：“吾乃天子也！汝等突入宫庭，欲弑君耶？”禁兵见了曹髦，皆不敢动。贾充呼成济曰：“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济乃绰戟在手，回顾充曰：“当杀耶？当缚耶？”充曰：“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成济撚戟直奔辇前。髦大喝曰：“匹夫敢无礼乎！”言未讫，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撞出辇来；再一戟，刃从背上透出，死于辇傍。

　　
　　这可能是贾充生平最著名的事迹，尽管，此举并不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贾充是典型的官场人物，换句话说，多数事情上他并不喜欢过于招摇。

　　在一些人事关系上，贾充显得相当大度。他乐于引荐士人，并且总是对之提携到底。有依靠贾充而走进仕途的人，转而去投靠别的权贵，贾充也并不改变对他的态度。这种宽容毫不令人惊奇，在后世的秦桧、严嵩们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类似故事的更详细的细节。

　　能这样做，可能是基于贾充一种相当清醒的优越感，他知道自己不必介意什么。查看一下贾充的履历表，会发现他不停的在对这样那样的官爵和赏赐表示推辞。这当然也不是他性情淡泊。不过为了有些无关紧要的利益而引得朝臣侧目，贾充知道这是不值得的。

　　当然，贾充不可能取得所有人的好感。有一批“刚直守正”的大臣对他抨击不已，例如说他除了讨领导欢心外一无所长。不过，任何当权派要想避免这种性格的人士的批评，本来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很明显，仅仅依靠圆滑是不够的，官场上要前程远大，在某些关键时刻的表明立场，还要尤其重要。——比如，司马伷临阵脱逃问题不大，但作为外姓，贾充面对曹髦绝对不能退缩。

　　即使如此，当时的情形仍不太可能像小说描写的那样夸张。弑君的行为过于大逆不道，贾充指示手下行动时不会那样嚣张跋扈。贾充对成济所说的两句话，第一句，“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各种史料大抵记述一致，但这句话的意思仍多少是含混的。而那句“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则仅在《魏末传》中可以找到依据。

　　事实上，杀死曹髦这件事，后来一直对贾充构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吴主孙皓被俘到洛阳后，贾充问他说：“听说你在南方，凿人的眼睛，剥人的脸皮，这算是何等刑法？”孙皓显得十分坦然：“为人臣子的，杀了他的君王以及邪恶不忠的，就处以这种刑法。”

　　贾充只有沉默，而不能作任何辩驳。


　　
　　贾母柳氏
　　
　　知识分子喜欢借古讽今，九斤老太也一样，所以要说“一代不如一代”。

　　贾充的母亲柳氏，就是一个特别富于正义感的老太太。和很多老人家一样，她喜欢听那些古代忠臣孝子的故事，然后借他们来批判当今社会。

　　听说了成济弑君的新闻，老太太觉得这完全超出了道德底线。所以一有机会，她就要把成济骂上一顿。自始至终，她完全不知道成济的行为是出于自己儿子的指使。

　　这件事在当时传为笑柄，史书上没有提及贾充对此的反应。

　　我的脑中浮现出这样的情形：老太太又在义愤填膺的痛骂，贾充在一旁，神色有些尴尬，然而正对母亲的时候，他总是陪上一个笑脸，甚至附和一句：“娘说得是。”

　　本来贾充当然可以避免这种尴尬，但是他知道，不能让母亲面对某些她无法接受的事实。不管怎么说，这一幕有时会让我感受到一些温暖。


　　
　　两个妻子
　　
　　柳老太太临终前，贾充问母亲有什么遗言。老太太说：“我让你把李新妇接回来，你都不肯，其他还说什么。”终于，老太太什么也没有说。

　　老太太口中的“李新妇”，是贾充的前妻，曹魏中书令李丰的女儿。

　　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年），忠于曹魏的李丰为司马师所杀，全家遭到流放。贾充作为司马氏的一党，这个时候必须和妻子划清界限。等到晋武帝登基，王朝更迭所造成政治动荡已成了往事一件，很多历史问题也就不再追究，大批流放者得以回到洛阳，李氏的名字，也出现在遇赦者的名单中。

　　朝廷的大赦令人感恩戴德，却也带来了许多家庭纠纷。贾充已经娶了第二个妻子，应该怎样处置两个妻子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难题。当时类似的现象并不在少数，他们闹到朝廷的礼官那里请求决断，由于两个女人很可能都出身于根基深厚的家族，所以礼官也只能表示茫然。

　　贾充的选择则是十分明确的。他拒绝了晋武帝让他“置左右夫人”的特别优待，并称自己作为丞相，要以身作则，将李氏安置在永年里，便不再与她往来。

　　当然，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是真正的理由。贾充的后妻郭槐性格强悍嫉妒，她神经质的不容忍贾充和任何其他女人接近。家中的两个乳母先后被郭槐所杀，原因仅仅是贾充抚摸亲吻儿子，而儿子此时又被乳母抱在怀中。接下来的结果是很多厌恶贾充的人乐于看到的，两个襁褓中的孩子都因为恋慕乳母很快夭折，贾充因此没有后代。

　　要郭槐接纳李氏，那当真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贾充对这个老婆显然不敢说什么不是，但郭槐却仍不肯就此干休，她不让丈夫和李氏往来，却决定自己去见上一见。

　　贾充劝阻说：李氏有“才气”，你去了，还不如不去。

　　这句话越发激起了郭槐的斗志，她“盛威仪”而出发，众多侍婢追随在她身后。这样大的排场，很自然的将接下来一幕的喜剧效果放到了最大：见到李氏后，郭槐的膝盖不自觉的发软，于是就拜了下去。

　　事后，贾充倒是有些得意：“语卿道何物？”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这则八卦新闻被收入了《世说新语》的“贤媛篇”中，但作注的刘孝标对事件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郭槐性格强狠，但并非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泼妇，不少证据表明，她甚至不乏政治上的眼光。她的膝盖，又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软了？

　　这个怀疑只怕并无多少道理。气质并没有用，但某一个瞬间上，气质可以对能力取得胜利。

　　李氏“淑美有才行”。她的父亲李丰，被江东人当作中原名士的代表，是何晏、夏侯玄一流的人物。我们也不难由此想象，她继承着怎样一种风度。


　　
　　韩寿偷香
　　
　　贾充的办公室里曾任用过一个叫韩寿的年轻人。韩寿是容止出众的美男子，贾充与宾客僚属饮宴的时候，他的小女儿贾午常躲在暗中窥探，贾午看中了韩寿，因此派婢女去向韩寿传递情意。

　　婢女夸耀了贾午的容貌，韩寿动心了。他成功的悄悄翻过贾府的墙垣，贾府上下没有人觉察到这件事，只是贾充发现女儿常显得欢悦异常，微微感到有些奇怪而已。

　　故事读到这里，我也微微觉得有些奇怪。贾午的姐姐贾南风据说极其丑陋，晋武帝曾说：“贾氏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则是贾家的基因一向如此，看来，贾午是个美女的几率也实在不大。那么，韩寿帅哥看清贾午相貌的一刹那，联想起婢女“光丽艳逸，端美绝伦”的形容，该有多大的心理落差？

　　或许贾午是贾家的例外，或许是韩寿别有所图，总之，幽会仍然悄悄进行了下去。为了表达对情郎的爱意，贾午越来越不考虑后果。她盗取了父亲收藏的西域进贡的香料，送给韩寿。

　　这种的奇香“一著人则经月不歇”，韩寿的同事们很快发现了韩寿身上的香气，并向贾充说起。贾充知道，这种香料皇帝仅仅赏赐给了自己和大司马陈骞。联系前因后果，贾充很快猜到了问题所在。

　　贾充并没有做《西厢记》里的老夫人，而是很干脆的把女儿嫁给了韩寿

　　
　　韩寿偷香的故事，成了后代很多爱情传奇的蓝本。但故事本身，尤其在韩寿一方来说，却难说有多少爱情的成分。——只是充满欲望，甚至这种欲望里也难说情欲的比重究竟能有多大。这个故事如此流行，也许只说明男人的庸俗梦想是如此普遍。

　　用上那种奇异的香料，就几乎注定意味着消息泄露，这原该不难想到罢。不好推想，会这样做是因为韩寿性格太过轻浮，还是，干脆他就是有意想让贾充知道的？
　　后来，韩寿官至散骑常侍，河南尹。晋惠帝元康初年，韩寿去世，追赠骠骑将军。


　　
　　婆媳之间
　　
　　贾充的大女儿贾南风，对自己的婚姻大概不能像妹妹那样满意。尽管多数人看来，她嫁得远比妹妹要好。

　　她是太子妃，而太子却是个白痴。

　　贾南风继承了母亲嫉妒的性格，而对丈夫的不满，则更加重了她的暴戾。贾南风曾经亲手杀过好几个人，一次，她用戟投掷已经怀孕的妾妇，一个已经成型的胎儿，随着锋刃落到了地上。

　　此事当然使得晋武帝大为恼怒，他决定将贾妃废黜。这个时候，贾南风的婆婆，武帝的皇后杨芷挽救了她。杨后提醒司马炎，在晋朝建立的时候，贾充的功劳有多么至关重要，所以对他的女儿要加以格外的宽恕。晋武帝听从了，最终只是由杨皇后将贾妃找过来，训诫了一番。

　　晋武帝去世，贾南风由太子妃变成了皇后，而杨后则是杨太后了。这之后，贾后与太后的父亲杨骏进行了激烈的权力争夺，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三月，贾南风取得胜利，杨氏家族被满门抄斩。当然，根据惯例，对太后本人不必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只需在政治上将之边缘化即可，而太后的母亲，也不妨加以特赦。

　　但贾后显然不愿意接受这种处置，她暗示朝臣上书，要将太后关入金墉城，——金墉城是洛阳防御外敌时的堡垒，平时实际上被用作囚禁皇室成员的监狱。如果当初没有杨太后的劝阻，贾南风被废的话，金墉城就将是她的归宿。

　　经过讨论，囚禁太后的提议得到了批准。然后，贾南风终于将太后之母押上刑场，刑场上，太后抱住母亲号哭叫喊，她割断头发，跪下来以额触地，然而却没有人认真理会。太后只好上表，对儿媳妇自称妾妇，表示愿意去她那里当奴仆，只请求保全母亲的性命。但贾南风全然不予理睬。

　　贾后撤走了太后身边的最后一些侍从，断绝了她的粮食，不久后太后饿死，贾后怕杨太后的鬼魂向先帝哭诉自己的遭遇，所以给她下葬时盖住她的脸，并施下了很多巫术和符咒。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贾南风对太后如此仇恨，史书上提供的解释是，她不知道杨太后在晋武帝面前说过自己的好话，反而对她严厉的训诫自己深觉不满。

　　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比如，不妨补充这样一条：杨芷是晋武帝晚年所立的皇后，死时也不过三十四岁，贾南风的年纪，实际上比她还要略大一些。她们见面时的心态，想必与一般的婆媳有所不同。杨后“婉嫕有妇德，美暎椒房”，而贾南风的则长得“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郭槐见李氏时那种“不觉膝软”的感受，贾南风很可能也曾经有过。

　　她比你美，她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她是你的长辈……眼前的同龄人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比你占据着优势，即使知道她是在为自己好，也不免令人不快，何况贾南风又是那样暴戾的性情。则是十多年压抑在贾后心里的，也许不仅是误会，作为这种情绪爆发的结果，那些残酷手段令人发指，却并不奇怪。

　　《资治通鉴》读到西晋部分，止不住的头昏脑胀。后来翻赵翼的《二十二史劄记》，见其中说：“惠帝时八王之乱，《晋书》汇叙在一卷；《通鉴纪事本末》，亦另为一条。然头绪繁多，览者不易了。”一时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

　　赵翼是厚道人，整理叙述了八王之乱的本末。下面部分是据他的整理译写的，并加了人物表。


　　
　　事件一 贾后杀杨骏（291年）
　　人物：（加×者在此事件中死亡，下同）
　　贾南风：惠帝皇后
　　杨骏：杨太后之父（×）
　　司马亮：汝南王，司马懿之子，武帝的叔父
　　司马玮：楚王，惠帝之弟，武帝第五子
　　
　　晋武帝临终前，安排汝南王司马亮，和皇后的父亲杨骏一同辅政。但是杨骏藏匿了遗诏，反而假传旨意，让司马亮出镇许昌。司马亮是一个懦弱的庸材，老实接受了杨骏的安排。

　　惠帝即位后，杨骏擅权。但杨骏并没有执政能力，只会滥肆封赏收买人心，而为人严厉琐碎而又专横刚愎，结果是引起普遍不满。贾后利用这种心理，于是联络楚王玮，轻而易举的杀杨骏，废杨太后。这之后，征召司马亮入朝，与卫瓘同辅政。


　　
　　事件二 楚王玮杀汝南王亮，贾后杀楚王玮（291年）
　　人物：
　　贾南风：见事件一
　　司马亮：见事件一（×）
　　司马玮：见事件一（×）
　　
　　老迈颟顸的司马亮与少壮派的楚王司马玮关系紧张。楚王玮谄事贾后，诬陷司马亮、卫瓘有废立皇帝的阴谋，贾后一向与卫瓘有仇（参看《我看不见，我听不到》一篇），当然也乐意除掉他们。于是，贾后先指示楚王玮杀了司马亮和卫瓘，又以此为罪名，杀了楚王玮。


　　
　　事件三 赵王司马伦杀贾后（300年）
　　人物：
　　贾南风：见事件一（×）
　　司马遹：惠帝太子，非贾后所生（×）
　　司马伦：赵王，司马懿第九子，惠帝的叔祖
　　司马冏：齐王，惠帝的堂弟，司马攸（参见《晋武帝司马炎》一篇）之子
　　孙秀：司马伦的亲信
　　
　　贾后荒淫日甚，废太子司马遹。赵王伦一向谄事贾后，他的亲信孙秀游说他说：“太子被废，人们都说您也参与了此事，应该废黜贾后，来洗雪自己的名声。”

　　太子为人聪明，孙秀因此担心他恢复地位后，也不会信任赵王伦，所以又劝赵王伦不如等贾后杀掉太子后再废贾后，这样还可以赢得为太子报仇的名声。孙秀于是对贾后一党煽风点火，贾后果然杀了太子。赵王伦于是与齐王司马冏率兵入宫，废贾后，把她幽禁到金墉城，不久又让她服金屑酒自尽。

　　于是，赵王伦自任相国、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但赵王伦才具平庸，实际上又受制于孙秀。孙秀等恃仗权势，纵横肆虐，齐王冏因此心中不平，孙秀发觉了问题，便让齐王冏出镇许昌。

　　——这一事件中著名的插曲甚多，比如“绿珠坠楼”，比如美男子潘岳之死。


　　
　　事件四 齐王司马冏杀赵王司马伦（301年）
　　人物：
　　司马伦：见事件三（×）
　　司马冏：见事件三
　　司马颙：河间王，比较疏远的宗室，惠帝的堂叔，当时镇守长安
　　司马颖：成都王，惠帝之弟，武帝第十六子，当时镇守邺中
　　孙秀：见事件三（×）
　　
　　赵王伦、孙秀装神弄鬼，假称司马懿的指示，要赵王伦尽快入西宫称皇帝。于是，赵王伦篡位，以惠帝为太上皇，并把他幽禁到金墉城。于是齐王司马冏及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一同起兵讨伐司马伦。赵王伦兵败，他的部下叛变，杀孙秀，迎惠帝复位。不久后，司马伦也被诛。

　　这一时期，朝廷中声望最高的人物无疑是成都王颖和齐王冏。成都王颖以退为进，回到邺城，广收名誉。而齐王冏入京，惠帝拜齐王冏为大司马，身份地位，就好像司马懿、司马师在曹魏时一样。

　　——赵王伦称帝后封赏极滥，貂尾、蝉羽等高官的饰物不足，只好拿其他东西混充。“狗尾续貂”的出典即在此。

　　——之前的政变，动乱基本局限在京师以内，这次则几乎扩大为全国性的战争，部分战役打得相当惨烈，战事前后持续六十多天，将近十万人丧命。


　　
　　事件五 长沙王司马乂杀齐王司马冏（302年）
　　人物：
　　司马冏：齐王，惠帝的堂弟（×）
　　司马颙：见事件四
　　司马颖：见事件四
　　司马乂：长沙王，惠帝之弟，武帝第六子
　　
　　司马冏大权在握后，沈湎酒色，横行不法。校尉李含从洛阳奔赴长安，诈称有诏书让河间王司马颙讨伐司马冏，司马颙于是上表，要求废掉司马冏，以成都王司马颖辅政。并传檄给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让他作为内应。司马冏得到消息，派兵攻打司马乂，但反而被司马乂所杀。

　　——张翰因秋风起，思鲈鱼、莼菜而回江南的事，即在这期间。

　　——这一次战事主要集中在洛阳城中。以前洛阳城内的变故如贾后杀杨骏，楚王玮杀汝南王亮、卫瓘，赵王伦杀贾后，多是一方掌握军权，另一方便只能束手待毙。这次的状况则“飞矢雨集，火光属天”，乱箭落到惠帝的面前，群臣死者甚多。


　　
　　事件六 河间王司马颙杀长沙王司马乂（303年~304年）
　　
　　人物：
　　司马颙：见事件四
　　司马颖：见事件四
　　司马乂：见事件五（×）
　　司马越：东海王，皇室疏宗，惠帝从叔祖
　　张方：河间王颙部将
　　
　　论实力，齐王司马冏强，而长沙王司马乂弱，所以上一事件的结果大出河间王颙的意料。河间王颙本来指望齐王冏杀掉长沙王乂，自己再以此为罪名，讨伐齐王冏，进而废掉惠帝，改立成都王司马颖，自己做宰相。现在，这个计划就全落空了。

　　而成都王颖则认为长沙王乂待在洛阳是个障碍，使自己不能遥控朝政。于是成都王颖与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各自率兵杀向洛阳。司马乂与张方等连续大战，先胜后败。此时，东海王司马越在洛阳城内，担心城破后牵连到自己，于是联合殿中诸将，收捕了司马乂送到金墉城，而迎司马颖入洛阳。

　　结果，司马乂为张方所杀，而司马颖并没有留在京城，不久后便回到邺城。

　　——战争规模再次升级，洛阳城内外，军民死者无数，详后文。


　　
　　事件七 东海王司马越杀河间王司马颙（304~306年）
　　
　　人物：
　　司马颙：见事件四（×）
　　司马颖：见事件四（×）
　　司马越：见事件六
　　张方：见事件六（×）
　　司马腾：东嬴公，司马越之弟
　　王浚：司马越一党，平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
　　司马炽：豫章王，惠帝之弟，武帝第二十五子，后来的晋怀帝
　　
　　在河间王颙的拥护下，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弟，担任丞相，在邺城遥控朝政。不满这种局面的人，奉惠帝讨伐司马颖，荡阴一战，司马颖获胜，干脆把惠帝掳到邺城。

　　东嬴公司马腾、平北将军王浚起兵讨伐司马颖，司马颖战败，只好又拥着惠帝回到洛阳。此时司马颙派遣张方救援司马颖，张方于是挟持惠帝和司马颖回到长安。司马颙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弟身份，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

　　东海王司马越从徐州起兵讨伐司马颙。司马颙又命司马颖统兵迎敌，司马颖在河桥战败，司马越的军队进入函谷关，迎惠帝还洛阳。司马颖流窜于武关、新野之间，不久被人杀死。司马颙虽然仍据有长安，但已没有实力，不久后有诏书征召司马颙入京，司马颙在途中为人所杀。

　　——从这里开始，敌对双方都开始借助胡人的力量。这之后，王爷们逐步退出舞台，而原来充当打手的胡人，则变成了主角。


　　
　　事件八 东海王司马越死（311年）
　　
　　人物：
　　司马越：见事件六（×）
　　各地乱军：这已经不属八王之乱的范畴了
　　
　　惠帝驾崩，怀帝即位。此时天下分崩，谁也无力挽回大局。永嘉五年，司马越出讨石勒，卒于途中。

　　【张华】（232-300）西晋大臣，文学家。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晋初任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力劝武帝排除异议，定灭吴之计。统一后出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旋还洛阳。惠帝时，历任侍中、中书监、司空。后被赵王（司马伦）和孙秀所杀。

　　

　　
　　公元291年的一系列动乱，看起来并没有对西晋的统治造成致命的伤害，接下来的八九年间，中央政府的格局大体稳定。尤其是元康二年到元康五年，《资治通鉴》都只写了寥寥几行，显得无事可记。

　　《晋书》和《资治通鉴》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能维持这样一个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张华的功劳。

　　——《晋书》中有一点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写到两晋之际的杰出人物年轻时的经历时，往往会提到张华对他的器重。这个大人物此时还默默无闻，但是张华发现了他。这些记录不一定都是事实，但却很能看出张华的爱好和影响力。他以发现人才为乐，而人们以获得他的评语为荣。

　　在当时，也许有人心中甚至会存着这样的指望，就好像西汉初年的平灭诸吕一样，外戚杨氏的灭门，也可能意味着一个好的开始。


　　
　　一
　　
　　元康六年（296年），原本坐镇关中的赵王司马伦被调回洛阳。赵王伦贪婪而无能，这是满朝大臣们素来所知，现在他应付不好关中的局面，导致不得不另行派人接替他的职务，倒也并不出人意料。

　　至于赵王伦究竟惹下了什么样的麻烦，则未必有多少人给予了格外的关心。仅仅是大体知道，由于赵王伦执法不公，激起了羌人、氐人的叛乱。至多，还有人记住了一个叫孙秀的名字。雍州刺史曾专门上表，要求朝廷处死孙秀，以向羌、氐谢罪，而赵王伦到底也没有舍得杀掉这个人。

　　赵王伦回到洛阳后，孙秀为他谋划奔走，于是更多人都对孙秀有了印象。孙秀形象不佳， 并且信奉五斗米道，时常有些装神弄鬼的举动。这颇能迷惑一些人，自然也使另外一些人感到格外厌恶。

　　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个人将会成为朝廷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当然，更没多少人能预见到，关中的这次叛乱，将会伴随着干旱和瘟疫迅速扩散。它本身虽然在元康九年（299年）被平定，但是因此造成的大量流民涌入汉川地区，却直接促成了五胡十六国中第一个割据政权成-汉的诞生。之后持续三百年的民族仇杀，就此拉开序幕。

　　回朝之后，赵王伦并不安分，不断谋求更多的权力。他谄事贾后，想取得录尚书事的职权，——自从汉武帝时代以来，尚书虽然位秩不显，但拥有这个头衔，却意味着进入国家权力的核心层。这项要求因为遭到了张华、裴頠等人的坚决反对而作罢，当然，这足以使赵王伦与张、裴等人结下深仇大恨。

　　这仇恨一样也称不上引人注目。此时，人们关注的焦点，显然是太子司马遹。


　　
　　二
　　
　　对当今皇帝的智商，大家都已不抱什么希望，于是，正像皇帝“何不食肉糜”的典故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样，太子幼年时就如何聪明的故事，也有了格外的流传。群臣发现（或愿意发现），太子身上有宣皇帝司马懿之风。又有说法是，当初武皇帝就是为了看重太子的聪明，才终于下定决心传位给当今皇帝。而最常被人念叨的比如这件事：太子还是皇孙的时候，一次夜里皇宫失火，武皇帝登楼观望。太子牵住他的衣裾，拉他走入暗中。太子说：“黑夜里发生这种情况，应该预防突发事变，人君不宜暴露在光亮之中。”

　　那一年，太子可才刚刚五岁。大家都会记得强调这一点。

　　先皇和当今皇帝为了培养太子，确实费尽了心思。太子身边的教师阵容极其强大：何劭为太师，王戎为太傅，杨济为太保，裴楷为少师，张华为少傅，和峤为少保。——以上诸公，无一不是天下士子的楷模。然而，在宫廷淫奢糜烂的空气面前，老师对学生影响，再一次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

　　太子年岁渐长，也变得越来越不好学，老师只是他捉弄的对象。太子舍人杜锡经常对太子加以规劝，太子感到厌烦，便把针放在杜舍人坐的毡子里。杜舍人是本朝名臣杜预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端凝的性格，虽然被针扎得流血，但始终强忍着脸上神色不变。有了这一层对比，自然使大家越发要摇头叹息。

　　和很多纨绔子弟一样，太子性情残暴，奢靡无度，热衷一些奇怪的巫术。太子的母亲谢贵妃是屠夫家的女儿，太子也越来越显得更适合继承母亲的家业，一块肉拿在手里掂量掂量，斤两他就能知道得分毫不差。后来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的时候，在这件事后发议论说：“古者择女必求之于名门，取其幽闲令淑者，良有以也。”晋代的官员当然不知道胡三省的议论，但当时他们中大约就也有不少人，表达过同样的见地。

　　不过无论如何，太子看起来还是比今上头脑要清楚一些。——肉案上功夫了得，一定要往乐观上想的话，还以可以回忆汉朝陈平丞相的名言，“吾宰天下，亦如是肉”嘛。

　　既然贾皇后是大家普遍厌恶的，那么当然，照例有人把太子变坏归咎于皇后，说是她有意在把太子往邪路上引。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现在，更坏的传言出现了：贾后已经对太子不满，她在准备对太子下手了。


　　
　　三
　　
　　这一次这次，传言是真的。

　　皇后贾南风强烈的嫉妒性格，大概是遗传自母亲郭槐。但是，郭槐有政治头脑，这一点贾后却并没有能够继承。母女俩一个显而易见的差别就是，她们对太子的态度全然不同。

　　郭槐对太子很好，太子直到后来身陷囹圄的时候，仍然感念着郭槐的恩德。而皇后和太子的关系，显然也成了郭槐的一块心病，以致于临终前，郭槐还拉着皇后的手反复叮嘱，要她善待太子。可以确定，郭槐的这种善意并不仅仅是出于老太太对年轻人的疼爱。这牵涉到一个简单的判断：贾后自己没有儿子，所以要保证贾家的权势和安全，必须要搞好和未来的皇帝的关系。

　　然而，贾皇后却甚至不具备这点最基本的判断力。她热衷于掌握权力，但竟并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的权力抓得更牢靠一点。

　　郭槐曾经希望皇后的外甥女能够成为太子妃，太子自己也乐意这门亲事，对这个显而易见的好机会，皇后却坚决反对。而最终使贾氏家族和太子变成敌人的，则是皇后的外甥贾谧。

　　
　　贾谧是韩寿和贾午的儿子，因为贾充无子，所以他以外孙的身份，而成了贾家的继承人。这些年来，贾谧是洛阳城里的明星人物，倚仗贾后的权势，他成了朝廷里说话最管用的人。贾谧生活奢侈，并且热爱文学，潘岳、陆机、左思这些文学史上不能不提的名字，都出现在贾谧的清客名单里。很难说，纨绔性格中再加上了文人的轻狂成份，究竟该算一种什么影响。

　　担任常侍之后，贾谧的工作任务中增加了“侍讲东宫”一项，两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从此不得不时常见面，这种关系，当然很难和谐。

　　贾谧时常对太子无礼，而太子发现不能使贾谧折服后，就干脆把他晾在一边。郭槐训斥贾谧，要他在太子面前注意自己的身份，但如同寻常人家一样，祖母对孙儿训诫，照例难有什么效果。至于其他人要发表什么意见，更是徒然给自己带来麻烦。太子和贾谧下棋时发生了争执，御弟身份的成都王司马颖多说了两句话，竟也就被赶出了洛阳。太子身边的人劝太子作些让步，不然只怕不知道贾谧要到皇后跟前说些什么，当然，这也一样徒劳。

　　竞争的不仅是下棋。太子和贾谧都聘定了王衍的女儿，太子听说贾谧将要迎娶的姐姐长得更漂亮，因此便抱怨起来。

　　总之，贾谧和太子的冲突开始难说有多少政治动机，或者，很大程度上仅仅是虚荣心的较量和荷尔蒙的对抗。但问题是，他们身份如此，则不论动机如何，政治后果却不可能不严重。
　　


　　四
　　
　　贾谧使得皇后相信，太子一旦即位，贾家就面临覆灭的命运，于是，皇后有了废立太子的心思。而太子身边的人也意识到危机，很自然的，他们想起了张华。

　　贾皇后独揽朝政以来，信任亲族，不属外戚的朝廷重臣只有张华。这些年来，全亏了张华竭尽了忠诚，弥合朝政中的过失疏漏。何况，当年张华曾顶住满朝大臣的压力，全力支持武皇帝伐吴，看起来，他也应该是一个勇于决断的人。

　　应该如何对付贾后的图谋，太子左卫率刘卞去探张华的口风。令人失望的是，张华却打起了太极。情绪激动之下，刘卞慷慨激昂起来，他说：“我本来是须昌的小吏，受您的成全提拔才有今天。我感念知遇之恩，所以言无不尽，可您却对我疑虑重重！”刘卞分析了行动的前景：太子身边聚集着很多有才能的俊杰，护卫太子的军队不下一万精兵，而张华拥有商代贤相伊尹一样的身份，如果愿意发布的命令，皇太子便可以入朝总领录尚书事。最后，刘卞说：“这样把贾皇后废黜在金墉城，只需两个小宦官的力量而已。”

　　然而张华仍然表示了拒绝。不久后，刘卞要协助太子废黜皇后的言论泄露，被调任为雍州刺史。刘卞感到不安，于是服毒自杀。

　　
　　如果刘卞知道，就在几个月前，裴頠也向张华提过差不多类似的建议，很可能他就不会做这样徒劳的尝试了。

　　和刘卞的相比，裴頠的官阶无疑要高得多，和张华的关系也亲近得多。更重要的是，裴頠是外戚，郭槐就是他的姨母，本来他是不折不扣的贾氏一党。但是，连他看不下去贾后“淫虐日甚”的作为，所以他也找张华商量起废贾后的计划。

　　和裴頠说话，张华就显得坦诚得多。他仍然说到，这样的行动不可能取得皇帝的支持，终究名不正言不顺。但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这一点：“各诸侯王都势力雄厚，各有朋党。恐怕一旦政变发生，性命、国家都不免危殆，对社稷并没有好处。”


　　
　　五
　　
　　陷害太子的过程，手段繁复花巧，很适合作为电视剧的情节。贾后把太子骗进宫中，把他灌醉，然后让他抄写诏书。——诏书当然是假的，上面有这样的文字：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并与谢妃（太子之母）共要，刻期两发，勿疑犹豫，以致后患。
　　
　　这些大逆不道的句子出自美男作家潘岳之手，这使得这起阴谋尤其适合成为谈资。

　　太子醉得昏昏沉沉，根本弄不清自己抄的究竟是些什么，于是就照着写了，于是就有了太子谋反的证据。

　　在张华、裴頠等人的激烈抗议下，太子没有被赐死，而是被废黜为庶人。那一天，太子更换了衣服出去，拜接了诏书，走出承华门。然后，太子乘坐粗陋的牛车，和妻儿一起在兵士们的押送下进入了金墉城。这凄凉的景象，无疑给洛阳的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废黜太子激起了如此大的不满，使得贾后非常不安。贾后派宫女到民间去打探消息，宫女带回来的怨言使贾后越发固执的认为，对自己的一切威胁都来自太子，所以非要置太子于死地不可。一起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投毒案于是发生了。贾后配好了毒药派人去给太子下毒，由于太子只吃自己煮的东西，实在找不到机会，投毒者便用药杵将太子打死。

　　
　　有人早就等待着这一天。

　　太子被废之后，赵王司马伦就有了废贾后的打算，但孙秀考虑到太子“聪明刚猛”，并不是个容易控制的角色，所以提议说，与其废掉皇后再迎回太子，不如等皇后害死太子之后，再废皇后。

　　现在，一切时机都已成熟。宗室普遍对赵王伦表示支持，军队也站在了他这一边。但为了让这一行动更加名正言顺一些，还要再拉拢一些装门面的人物，毫不出意外，赵王伦想起的也是张华，这样重大的关头，他愿意显示一下自己是多么“不计前嫌”。

　　但张华再次拒绝了武装政变的要求。赵王伦派去的使者对张华发怒说：“刃将在颈，你还说这样的话吗！”他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好像自己身后已经是一个死人。

　　赵王伦的成功轻而易举。自负才华横溢的贾谧在手执利刃的军人面前只会大喊“阿后救我”。贾皇后当然没有能力救他，直到齐王司马冏出现在她面前，贾后仍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她问：“你为什么来这儿？”

　　这位年轻的齐王回答：“有诏令要逮捕您。”

　　“诏书应该从我这儿发出，你哪来的什么诏书！”贾后这样说。等到她一切明白过来的时候，她感叹道：“系狗应该系狗的脖子，却反倒系在狗的尾巴上，我怎么能不是这么个结果呢？”

　　在茶余饭后传播这样的蠢话，无疑是一件快活的事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这种快乐，赵王伦尤其是孙秀清洗贾后一党的时候，有意扩大了打击范围，很多新仇旧怨都要借机了结。张华的名字也出现在要处死的名单中，刀果然架到张华脖子上了。

　　被逮捕的时候，张华为自己声辩，称自己是忠臣。于是执法官问道：“你身为宰相，太子被废黜，却不能为气节而死，这是为什么呢？”

　　张华回答：“式乾殿前的争议，我劝谏的过程全部都记录在案，可以复查。”

　　执法官又问：“劝谏而不被采纳，为什么不辞职？”

　　张华无言以对，于是和裴頠等人一起被杀，并被夷三族。


　　
　　六
　　
　　关于张华之死，一向都议论纷纭。在当时这样一种政治局势下，早有人预见到张华非死不可。诸如此类的言论不妨摘录一些。比如，“张茂先华而不实，裴逸民（裴頠字逸民）贪得无厌，他们抛弃朝廷的典礼而依附于作乱的皇后，这难道是大丈夫的作为吗！裴頠几次都有心推举我，但我常常担心他沉溺于深渊，余波会牵连我，怎么能撩起衣服而跟随他呢？”比如有人对着张华的尸体痛哭说，“我早就劝告您辞职而不肯，今天果然不免一死，这是命呀！”

　　这些话里面有对张华的同情，但优越感也同样明显。早早置身事外，似乎最足以体现智力的超卓和品德的圆满。至于恰由于张华他们的存在，为天下百姓多维持了差不多十年的太平日子，则是微不足道的。

　　后代学者中，有不少人给了张华更严厉的批评。和贾氏一党周旋，是张华的罪过，没有抢先发动政变除掉贾后，更是张华的罪过。王夫之说：“西晋灭亡，不是贾谧之流能够灭亡的，而是张华灭亡的。”

　　张华确实不是能够力挽狂澜的大臣。也许可以这样猜测他的心态：他已经年近七十，年轻时孤注一掷的冲动已经被岁月消磨殆尽。和很多读书人一样，他最在乎的就是名誉，而此刻他的好名声已经几乎达到了顶点，为了自己，他确实也不再有赌博的必要。要说他身上还有一点带赌博意味的东西的话，就是他预感到动乱将会发生，但是仍希望自己可以“优游卒岁”，他赌动乱会发生在他安静的去世之后。

　　这样的想法很不高尚，但也未见得就多么惊人的卑鄙。何况，好像也确实很难对张华提出更高的要求了。张华出身寒微，手无兵权，与贾后划清界限则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极力论证张华行废后之举成功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这次用错了力气。从张华对裴頠所说的话看，他更担心的不是废后本身结果如何，而是对在此之后该怎样收拾局面，他完全没有没有信心。

　　历史，并不总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那么幸运。

　　
　　不管怎么说，张华这个无论如何都拒绝军事政变的人死了。而所有人都看到，赵王伦成功得是如此容易，以致大家都觉得，不妨也试上一把。

　　这之后，大家都越来越不惜动用武力，战争的规模像windows操作系统一样不断升级。

　　张华死去这一年，关内侯敦煌人索靖，预知天下将要大乱，指着洛阳宫门外的铜驼感叹说：“以后，大概会在荆棘中看到你吧！”

　　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往往逃不过现世的审判，我们树立下血的榜样，教会别人杀人，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
　　
　　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
　　
　　　　


　　一
　　
　　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的正月二十五日傍晚，太阳已经西沉，巨大的黑影慢慢覆盖到洛阳城的城楼上。因为要躲避城外的流矢，所以只能躲在雉堞后面向西观望。当然，不看也可以知道，千金堨的水坝已经被掘开，所以本该流进洛阳城的河水，现在漫向了别的地方。

　　千金堨截住的水流，是洛阳城舂米的水碓的动力来源。这意味着，现在洛阳城里的舂米设施，已经全部瘫痪。

　　掘开大坝的人叫张方，河间王司马颙的大将。几个月前，张方奉河间王之命，率精兵七万，出函谷关向东，讨伐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同时起兵的，还有居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他的军队从东南方向杀来，与张方一起，对洛阳城形成包夹之势。

　　自从惠帝即位以来，王爷们之间这样的打打杀杀，早已屡见不鲜。但这一次，似乎给洛阳城的生活带来了最大的困难。王公大人家的婢女们，都被调来用手舂米供给军需；一品以下本来不必从征的官吏家里，现在连十三岁的男孩，都要服役；同时，又调发奴仆补充兵员；城中物价飞涨，一石米已经卖到了一万钱。

　　处身围城之中的东海王司马越开始担忧。看得出来，守城的士兵现在军心浮动，洛阳城被攻破，已经只是时间问题。成都王颖、河间王颙要对付的是司马乂，自己和司马乂关系其实说不上密切，但是，城破之后，多半也免不了玉石俱焚的命运。

　　于是，司马越决定采取行动。

　　这个时候，城外的张方看着洛阳城高大的城垣，心中笼罩着恐慌。去年八月，他曾经一度攻进了城内，但不久之后，他的军队一见到惠帝的车仗，就立即溃散，一直退到城外的十三里桥才收住阵脚。看来这个白痴皇帝的震慑力，仍然巨大，司马乂把他抓在手里，确实是拥有了一张王牌。

　　后来，张方乘夜进攻扳回了一些局面，但是也就再无法取得更大的优势。而他的盟友成都王司马颖，处境还要更加糟糕。司马颖的先锋官显然十分低能，张方是个行伍出身的老粗，不知道那个叫陆机的人文笔有多么优美，在文人圈子里有多么高的声誉，张方只知道陆机率领的军队在司马乂的攻击下一触即溃，结果尸体堆积，使七里涧的水为之不流。然后，从去年直到现在，据说成都王颖的部队前后被杀或被俘虏的，已经有六七万人之众。

　　张方想，也许，自己该回长安了。

　　两个决定几乎是同时做出的。唯一的区别是，撤兵需要一个准备的过程，政变，却越快越好。
　　司马越联合了一些厌战的将军，趁夜把司马乂拘捕起来。第二天，司马越启奏惠帝，下诏书罢免司马乂的官职，把他关进了金墉城。然后打开洛阳城门，迎接成都王颖和张方。

　　不难想象，城门打开后，看到围城外的军队人数如此稀少，并且疲惫不堪，那些参与政变的人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于是有人开始策划，再把司马乂救出来，继续与成都王颖对抗。但是这时，司马越已经骑虎难下，所以他必须置司马乂于死地。有人向司马越建议，可以把司马乂交给张方。

　　二十八日，张方把司马乂从金墉城带走，放在火上烧烤良久，才杀死了他。司马乂痛苦的叫声，扩散在黑夜里。

　　
　　外戚杨骏专权，然后被杀；汝南王司马亮专权，然后被杀；楚王司马玮跋扈，然后被杀；贾氏家族专权，然后全部被杀；赵王司马伦篡位，然后被杀；齐王司马冏专权，然后被杀……西晋政权闹到现在，杀戮早已绝不新鲜。但是司马乂之死，还是有一点特殊意味。他是这段时间的政治斗争里，第一个死于特别残酷的杀人手法的失败者。

　　事实上，张方将军的出现，多少也算是一个标志。

　　之前出场的那些王爷和外戚，大抵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并往往还沾染着文人的酸腐劲头。他们生活腐化，心胸狭隘，行为龌龊，缺乏远见，更缺乏魄力，——当然也包括缺乏破坏的魄力。典型的例子比如，在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有人提议杨骏放火烧了云龙门制造混乱，然后乘势反戈一击，杨骏的回答居然是：“云龙门是魏明帝所建造的，功费巨大，为什么要把它烧了呢？”

　　正因为如此，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动乱，洛阳城内搬走了尸体，洗净了血污，竟然就大体还维持着原来的模样。

　　但是张方与他们完全不同，他来自东汉以来就已经被边缘化的西北地区，世代贫贱，洛阳城里的繁华景象对他来说是极具震撼力的视觉盛宴。而多年来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人，他无疑更喜欢赤裸裸的暴力。

　　这时远在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遭到了攻击，急召张方回去救援。所以这一次，张方没有在洛阳城逗留多久。撤兵西去前，张方掳掠了奴婢一万多人。一路上军队缺乏粮食，就宰杀活人拌着牛马肉吃掉。

　　这次离开只是暂时的，不久之后，张方还要回来。


　　
　　二
　　
　　长沙王乂死后，敌对的双方变成了东海王司马越和成都王司马颖。这是八王之乱中，影响最深远的一场对峙。一直到东晋初年，各股政治势力之间恩怨利害的源头，往往都可以追溯到这里。

　　谁胜谁负，初看起来并无悬念。成都王颖是惠帝仅剩的三个兄弟之一，受封四郡，五年前讨伐赵王伦的时候，就已经声誉卓著，现在更被册封为皇太弟，成了合法的皇位继承人。而司马越只是司马懿的侄孙，能被封王已十分勉强，仅食六县。如果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收捕了长沙王乂，也许他自己都想不到，他会走到权力争夺的漩涡中心来。

　　司马越也有优势，他在洛阳，很容易以惠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但问题是，在反复的拉锯战乱中，皇帝名号的光辉，正在渐渐黯淡。果然，荡阴一战，成都王颖的军队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对皇帝的乘舆望风远避，司马越被打得溃不成军，而惠帝本人脸颊受伤，身中三箭后，落入成都王颖的手中。

　　司马越逃回了自己的东海封国，开始寻找另外的支持，——在他的关系网里略微兜了个圈子之后，便联络上了鲜卑和乌桓人的骑兵。成都王颖也并非没有胡人的支持，匈奴的刘渊声称，将发动匈奴的五部之众，对抗鲜卑与乌桓。

　　但是这支援兵显然太遥远了，司马颖没有能力坚持到他们到来。

　　事实上，成都王颖的部队并非被鲜卑骑兵击败，而是在恐慌中自行溃散的。司马颖没有把握守住邺城，觉得还是拥着皇帝，逃到洛阳去比较安全。但是他的母亲程太妃舍不得离开，他于是又开始犹豫。

　　成都王颖对邺城一直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眷恋。讨伐赵王伦时，他到了洛阳，然后很快就回到邺城。这一次，还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之后又有两次，本来他都大有机会留在洛阳独揽朝政，可是他都宁可选择回到邺城遥控。从洛阳到邺城，直线距离超过200公里，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可以想象遥控是何其不易。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此，才先后给了长沙王乂和东海王越扩张权力的机会。

　　最初决定奔赴洛阳的时候，成都王颖麾下，还有甲士一万五千人，他的谋主兼朝廷的中书监卢志连夜调度，黎明前三军已经整装待发。这之后在母子俩犹豫的期间，大众逃散。等到终于出发时，就只剩殿中武士千余人了。

　　永兴元年的成都王颖，实际年龄不足二十五周岁。一段时间以来，他掌控着国家最高行政权力，但是很可能，他是个心理上还远没有独立成熟的孩子。
　　
　　长安的危机解除后，作为成都王颖的老盟友，河间王司马颙再次派出他的大将张方东进接应。张方击败了留守在洛阳城里的东海王越的小股部队，然后就驻扎下来。

　　毫不奇怪，落魄而来的司马颖，不能指望张方对他会有多么尊敬。既然皇帝被从邺城带了回来，张方也就理所当然的开始对朝政发号施令。和之前的专权者相比，他显然更不适合做一个决策者。前者往往还只是胡滥封赏，任用亲信，张方则干脆纵容他的士兵在城市里抢劫。

　　很快，洛阳城就变成了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即使对抢劫者自己而言，也是如此。

　　于是，和上次顿兵洛阳城外的时候一样，张方又觉得自己该回长安了。这次的区别是，这个武人不知道怎么灵机一动，做出了一个很可能他的主子河间王颙也未必喜欢的决定，把皇帝一起带走。

　　十一月初一，张方带兵入殿，他指着自己的车乘，要惠帝上车。惠帝吓得转身飞奔，躲避到后园的竹林里，但张方的士兵很快找到了他，把他拉出来。这个时候群臣逃散，只有中书监卢志一个人留在惠帝身边，他对哭泣的皇帝说：“事到如今，只有一切都听张将军的了。”

　　于是，惠帝被接到张方的营垒里。接下来，张方开始搬运后宫的收藏，可以想象，这个情景混乱不堪。西部来的士兵开始奸污宫女，争夺宝物，珍贵的丝织品被用来垫衬马鞍，魏晋以来的积蓄，因此扫地无遗。

　　为了断绝人们回到故都的心思，张方传令放火，要烧掉宗庙和宫室。这个时候，大概很多人都会想起一百年前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情景，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也许，还有人低声背诵起了蔡琰的《悲愤诗》。

　　卢志站了出来，他说：“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之后还可以听到，怎么能效仿他的做法呢！”

　　张方毕竟还有些顾忌，已经点着的火把被放了下来，洛阳城暂时逃过一劫。

　　
　　在此之前，那个令成都王颖留恋不已的邺城，已遭到了洗劫。邺城是中原仅次于洛阳的大城，建安九年（204年）由曹操开始营建，至此时刚好一百年。鲜卑族的士兵打进邺城后胡作非为，尤其热衷于掠人妇女，以致于把他们带来的幽州刺史王浚也觉得闹得太过份，于是传令说，有胆敢挟藏妇女的处斩。这个时候，晋政府的官员还有他的威严，鲜卑人害怕了，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把抢来的八千女子，沉入了易水。

　　也正是因为这点威严，胡人武士的破坏欲望，还没有被完全释放出来。邺城内的主体建筑，都还得以保全。但是十三年后，邺城王宫还是没有逃脱被焚毁的命运，纵火者是羯族人石勒，后面将专门谈到他。


　　
　　三
　　
　　八王之乱至此已接近尾声。仍然留在这场闹剧的舞台上的，只剩下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和东海王司马越，他们将完成最后的演出，并拉开更大的动乱的序幕。

　　手下的将军把皇帝劫持到长安，不久后又废黜了成都王颖的皇太弟身份，——这两件事使河间王颙成为众矢之的。东海王越以迎回天子车驾为名，向他发动进攻；而当年追随成都王颖的将军们，也把他当作了攻击的目标。

　　为了减轻压力，司马颙恢复了成都王颖的部分职务，让他回洛阳去，希望他能镇抚自己原来的部下。但司马颖只是不断流亡，而不曾能有任何作为。他已经没有权势，没有地盘，没有军队，仅剩下当年的一点名声。就是这点名声要了他的命，因为担心有人用他的名义号召作乱，一个深夜里，他被人绞死。

　　临刑之前，这位年轻貌美的王爷，只是想要一盆热水，好好洗一个澡。

　　另外，司马颙也愿意把惠帝送回洛阳。但问题是，经过这次洛阳之行，张方和他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看惯了皇帝和各位王公在自己面前畏畏缩缩的模样，张方对这位主子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敬畏。何况在这一点上张方并不糊涂：如果让司马颙和东海王越达成和解，自己立刻会成为牺牲品。

　　张方说：“我们有地理优势，国富兵强，奉天子来号令诸侯，谁敢不从？怎么能拱手受制于人！”

　　这话不乏依据，关中这块土地有过光辉的历史，司马颙被说动了。

　　他估错了形势。

　　在战场上，河间王颙的军队节节败退，他开始焦虑，期待谈判，而张方是谈判最大的阻力。由于这时司马颙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的程序对张方下达命令，便决定采用暗杀的方式。暗杀成功了，但是司马颙再一次估错了形势，此时他已经没有了谈判的资本。捷报频传的东海王越已经看准，仗继续打下去将会有更大的战果。

　　司马颙杀了刺杀张方的刺客，算是给自己一个心理上的交待。但对战局他毫无办法，最后匹马逃进了太白山。——从此政治上他已无足轻重，到永嘉初年，他在赴洛阳途中被人扼死时，已经很少有人还关心这件事了。

　　鲜卑人一直杀进了长安城，他们的兴趣，显然不在什么奉迎天子车驾回洛阳。鲜卑人的抢劫中，二万多长安居民和官吏死亡。朝中官员逃散，跑到山里捡橡树籽吃。回想一百年前的李傕郭汜之乱，人们会觉得，历史惊人的缺乏创意。


　　
　　四
　　
　　这时已经是公元306年。这一年的六月初一，晋惠帝回到了洛阳，五个月后，他吃了几块麦饼，然后在显阳殿驾崩。有人说，这只是一起偶然的食物中毒事件，更多的人则认为他死于东海王越的谋杀。但对惠帝而言这无关紧要，也许他反而会感到庆幸，他终于不必再木偶似的被人搬来搬去，他可以休息了。

　　即位的是皇太弟司马炽，是为晋怀帝。他开始遵奉旧制，在东堂听政，每到朝廷会集群臣宴会时，就与大臣官员们讲论各种时政，探讨儒家经典的内容。黄门侍郎傅宣感叹道：“今天又看到了武帝的时代了。”

　　与其说傅宣说了一个事实，不如说，这句话反映了朝臣们当时共同的美好愿望。

　　这是一个不切实接的愿望，更可怕的时代，正以黑云压城之势逼来。

　　
　　看起来，东海王司马越取得了这场八王纷争的最后胜利，他已经是洛阳城中实际的最高权威。但和其他王爷一样，他不懂得如何运用手里的权力，朝廷里新的矛盾开始激化，而外面的情况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糟糕。当初还是打手小兄弟的胡人种落，现在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尤其近在咫尺的威胁，是匈奴人建立的汉国的军队。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洛阳城的饥困一天比一天严重。司马越派出使者，用羽檄征召天下的军队。怀帝叮嘱使者说：“替我告诉四方的将军们，现在来还来得及，再迟些，就一切都晚了！”
　　然而，终于没有军队到来。

　　东海王越对洛阳城里的局势感到绝望，他选择了离开。四个月后，司马越病逝在项城。某种意义上，对他来说这是个幸运的结局。又过了一个月，追随他的十多万人全部死于石勒的屠杀。

　　司马越带走了洛阳城里最后的精锐部队。所以洛阳的各政府办公部门，都只有挖掘濠堑以自守，皇宫反而无人理会。饥饿的恐慌笼罩，死人交横，盗贼公然行动，枹鼓之声不绝，洛阳城已经草木皆兵。

　　怀帝终于也没有能够离开洛阳。他身边的大臣和宦官贪恋家产，不想走，——洛阳城中已经开始人吃人了，可是这些人还有家产可以贪恋。他实际上已经上路了，没有车乘，那就步行出西掖门，但到了铜驼街的时候，在这条昔日洛阳城最繁华的街道上，他遭遇了盗贼的抢劫，因而不得不退回，——天子的警卫，已经连普通盗伙都对付不了，显然，更不用指望他们去面对即将到来的匈奴大军了。

　　永嘉五年（311年）的五月，汉军对洛阳发动总攻。在河南境内，晋军先后十二次失败，三万将士阵亡。第一位到达洛阳城下的汉国将军实际上已经有可能拿下这座都城，但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他决定把这份功劳留给更尊贵的人。

　　洛阳城的陷落因此推迟了两个星期，但这只是加重了对城里的人内心的折磨。这位将军把军粮辎重屯放在当初张方留下的旧营垒中，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烧毁了停泊在洛水上的船只，这是怀帝逃往东南方向的最后希望。

　　六月初五，汉军王弥部到达宣阳门。初六，汉始安王刘曜的军队到达西明门。十一日，宣阳门被攻克，围城军队进入南宫，登上太极前殿，纵兵大掠，史称“悉收宫人珍宝”，但实际上，此时很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好抢了。

　　怀帝出华林园门，想逃奔长安，没有成功，于是做了刘曜的俘虏。这之后，王弥和刘曜进行了简短的辩论。王弥认为洛阳在天下的正中，四面山河可以作为要塞，有现成的城池、宫室可以利用，应该让主上迁都洛阳。但是刘曜的看法不同，洛阳是四面受敌之地，现在大乱方兴，是没有办法守住的。

　　但是刘曜也不愿意把洛阳留给别人。所以他下令挖掘各个陵墓，然后把宫庙、官府，都付诸一炬。

　　这一次，任谁再站出来，也没有用了。


　　
　　五
　　
　　五年之后，刘曜的军队又出现在长安城外。

　　长安城内的，是怀帝的侄子，晋愍帝司马邺。怀帝被杀后他在这里登基，作为晋朝皇权在北方仍然存在的最后象征。为了争夺这个象征，晋的臣僚王公们继续明争暗斗。愍帝身边的人为了保证把他控制在自己手里，拒绝他去其他任何地方；而其他地方的人则因为害怕愍帝身边的人坐大，拒绝向长安发起救援。还有人实际上等待着愍帝死亡，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名正言顺的登上皇帝的宝座。

　　被包围的长安也是内外断绝，一斗米价值二两黄金，城里又开始人吃人，——在今后的日子里，这将成为许多人的日常生活。

　　不想战死，那投降就是必然的了，但城里的人还想卖一个比较好的价钱，于是西晋历史上最后一个丑陋的镜头出现了。将军索綝写信给刘曜说，城里的粮食还足以支持一年，绝不是容易攻克的，如果能给他高官厚禄，他就献出长安。

　　刘曜的回答很干脆：“我带兵十五年，从来不使用阴谋诡计，一定会不惜兵力取胜。如果你确实还有军队和粮食，那就请和我继续打下去，如果没有了，那也请早点明白天命吧。”

　　建兴四年（316年）九月十一日，晋愍帝开长安城东门向刘曜投降。和洛阳不同，长安没有什么好再被焚毁的，晋愍帝在这里登基的时候，这座古老的都市，就已经人口不满百家，蒿草荆棘丛生。

　　《晋书》的作者，对陆机还是比较厚道的。

　　“（陆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这个负面评价，给放到最后只略点了一下，于是显得好像比较次要。更关键的是，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写，这句之后紧接的就该是，“豫诛贾谧功，赐爵关内侯”。这个人品就显得太寒了。


　　
　　陆机很被卢志攻击，陆机很攻击了吾彦。

　　攻击陆机的卢志的人品不坏。因为他，成都王颖少添了不少乱，八王之乱中早期的死难者，很多亏得他的建议才得到了安葬，死者家属也拿到了一笔说得过去的抚恤金。张方要劫惠帝去长安的时候，惠帝身边别人全跑了，就卢志还留在惠帝身边。张方要烧洛阳他给拦了，更算功德无量。后来成都王颖落魄，也只有他，一直追随到成都王颖死。

　　他攻击陆机，一部分理由可能也就是行政人才对文人脾性看不惯，没那么多阴险的动机。——当然，一个总体上人品不坏的人，有的地方也很龌龊，这也是很可能的。所以这话倒是不能说死。

　　被陆机攻击的吾彦人也不坏。东吴官员里最早发现晋要伐吴的是他（铁索横江的事就是他干的），在晋军的攻击下，坚持到最后的也是他。守住孤城，势如破竹的晋军拿他不下来，孙皓降了他才降的。

　　晋武帝问，吴国为什么亡啊。别的东吴降臣讲，孙皓不是个东西。就他说，“孙皓不错，身边的大臣也不错，不过您是天命所归。”会说话，但也得承认，没参与墙倒众人推，这话说得确实也比较厚道。

　　晋武帝又问吾彦，陆喜、陆抗这两人比起来，谁强些？吾彦回答，道德名望是陆喜，立功立事是陆抗。这大概也是持平之论，但这就把陆机兄弟给恼了。你是我老子陆抗提拔的，怎么能说他还有不如人的地方呢。于是就“每毁之”。

　　这气量，是太小了些。


　　
　　陆机在成都王颖门下，为他带兵打仗，做先锋统帅。

　　一个叫孟超的小督，还没开战呢就“纵兵大掠”。陆机想整顿军纪，把带头抢劫的人给抓了。结果人家孟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顾谓机曰：‘貉奴能作督否？’”

　　统帅当成这个样子，丢人啊。

　　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不能整顿军纪，二不能协调和同僚的关系，三不能赶紧辞职，居然还硬是就带兵上了战场，也是惊人的不作为。

　　于是理所当然的被杀得大败，他的士兵“赴七里涧死者如积焉，水为之不流”。
　　
　　当然，某种意义上，陆机是被成都王颖害成这样的。——整顿军纪，协调关系不是三天两头的事，尤其是他陆机还是南方人（“貉奴”就是专门骂南方人的话），北地的兵将本来就瞧他不上。成都王颖根本就不该派陆机带兵，但是他对陆机太好，好得陆机想辞职都不行。

　　同样，还是由于成都王颖对陆机太好，搞得别人都嫉妒，都等着看陆机的好看。

　　这之后，成都王颖的心理，也挺值得琢磨。

　　他整了一支所谓“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的部队（也就是说什么赤壁之战啊，西晋灭吴啊，规模统统比不上），给人三下五除二打成这样，心里肯定是挂了火，于是就派人去杀了陆机。

　　然后他就后悔了。这时诸将诬陆机谋反，又伪造了一份证据给他看。

　　成都王颖一看就信了，然后松了一口气，以谋反罪，诛了陆机的三族。

　　司马颖的传记里说，这位王爷“貌美而神昏”，“然器性敦厚”。确实是挺善良的一位王爷，所以不能相信自己做错了事。

　　一
　　
　　刘渊的生年不详，但大抵是在曹魏嘉平年间（公元249年～254年）。到了魏元帝咸熙年间（264～265），刘渊作为任子到了洛阳。也就是说，此时他的年纪，最大不超过十五周岁，最小则才刚刚十岁。

　　这差不多是出国留学的中学生的年纪。和现在很多即将远行的孩子们一样，刘渊到洛阳去，要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尽管没有去过那里，但通过其他途径，一个大概的认识，还是有的。

　　刘渊是匈奴左部帅刘豹的儿子。这一支匈奴在东汉光武帝的时候迁到长城以南，生活在晋阳附近的汾涧之滨，到曹操时被分割为五部。因为他们的远祖冒顿单于娶了汉高祖刘邦的宗女，又曾与刘邦约为兄弟，所以就改姓了刘氏。这样，和汉人交际的时候多少会方便一些。匈奴人在这里势力很大，所以并州的门阀大抵希望能和他们建立起一种伙伴合作关系。当地最大的家族太原王氏，就一直把刘渊视为重要的朋友。后来，这个家族的嫡宗王浑、王济父子，都曾多次向皇帝推荐刘渊，或者为他辩护。

　　所以，刘渊熟悉汉人，事实上，他接受的就是汉文化的正统教育。很小的时候，刘渊就能相当到位的实践汉人那种略显夸张的孝道，他在母亲的丧礼上表现，得到过汉族高级士人的称道。然后，刘渊学习过好几部儒家经典。——这可能会导致他到洛阳后略有失落，因为在那里，这些名义上保持着神圣性的典籍早已经不时兴了。在洛阳还谈论这些，就好像在巴黎的贵族沙龙里，却一丝不苟的穿着那些大众名牌一样。

　　秉承着匈奴人的粗犷尚武的习性，刘渊还是对和战争有关的书籍更感兴趣。他喜欢阅读孙吴兵法，还有《左氏春秋》（《左传》历来是被很多人当兵书来读的）。他曾经对同学谈论过自己的理想：“随何、陆贾不会统兵，周勃、灌婴不懂治国，我常常为此而感到羞愧。前者在汉高祖的时代却不能建立封侯的业绩，后者遇到了汉文帝却不能振兴礼乐教化，难道不可惜吗？”

　　在洛阳的期间，有两次，刘渊有过实践自己军事梦想的机会。晋武帝的女婿王济推荐刘渊去指挥灭吴的战争，关陇地区发生树机能的叛乱时，再度有人提议，临时授予刘渊将军的职务，让他率领匈奴士兵前去敉平。这两个设想都很快被否决，理由是同一个，晋政府不可能对一个匈奴人感到放心。

　　以上事件可以被作为种族歧视的证据。但是另一面说，这样的建议能够被提交到晋武帝面前认真讨论，恰恰也可以说明歧视并不极端。这可能造成刘渊对某些具体的人产生怨愤，但对汉民族本身，他没什么敌意。少年刘渊到了洛阳，之后他在这里生活了至少十五年。这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日后回想起来，多半注定会有一种亲切而感伤的情愫。洛阳城里最精致的汉文化的氛围在刘渊身上，会打下深深的烙印。
　　
　　同样的感受，可能也存在于刘渊的儿子刘聪身上。除了和父亲一样博览经史之外，刘聪还擅长写草书和隶书，文章做得也不坏。如果说，这个评价可能是史官的谀辞，那么不容否认的是，年轻时代的刘聪写作了一百多首的抒情诗，以及赋、颂之类的作品五十余篇。仅从这个数量上，也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热情。

　　刘聪来到洛阳时，年纪一样不足二十岁。和父亲相比，他受到的待遇更像一个明星，——京师的名士无不和他结交，张华、乐广这样的舆论领袖都给他特出的评价。一次，刘聪和王济一起去拜访豫章王司马炽，即后来的晋怀帝。司马炽见到刘聪，说出久闻大名的话来。宾主双方交流了文学上的心得之后，开始比赛射箭，结果是刘聪得十二筹，而王济和司马炽都只有九筹。就这个结果看，这次较量没有因为身份尊卑而弄虚作假，是几个年轻人之间真正的体育竞技。

　　而当时大多数匈奴人，对汉人打交道时的感受，则要糟糕得多。


　　
　　二
　　
　　问题的源头要上溯得很远。新莽时期和东汉初年，中原大乱，大量匈奴人趁机内迁。等到汉光武帝大抵平定了天下之后，他本来有机会将这些匈奴人全部赶走，事实上，他手下一些好战的将军正是打算这么干的。但是光武帝考虑到到当时天下疲敝，于是下诏说：“如果动员天下一半的力量，就确实能够消灭这个大敌，难道不是我最大的心愿吗？但要是时机未到，那就还是与民休息吧。”

　　看来，汉光武是想把问题留给子孙后代。但糟糕的是，即使子孙后代真的比我们更高明，积重难返的处境里，他们要面对的困难也比我们要大得多。

　　剑桥中国史的作者说道：“在此时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期间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许属于中国历史中最坏的一个。”

　　直觉上，会觉得这个西方人有一点危言耸听。第一，即使赶走了匈奴人，同一时期大量涌入的羌人、氐人也会造成同样的麻烦；第二，如果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问题，这本来可以都不是问题。

　　但问题恰恰在于，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既然朝廷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考评体系，那官员们重视的，便永远是字面上的政绩，而不是现实的民生。所以他们很少会认真考虑，该给自己和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之间的关系怎样一个定位。而政府的小官吏乃至于一般汉族群众，也乐于对胡人进行讹诈乃至赤裸裸的侵夺。因为言语不通，胡人们没有能力把自己所受的冤屈向上反映。历史总是这样，直到大动乱最终发生之前，人们总是认为压迫行为是十分安全的。

　　当然，也不乏乐于对胡人表示亲善的汉人，但那几乎都是些唯恐天下不乱之徒。和政府希望他们做的相反，为了发泄自己对处境的不满，他们煽动胡人暴动或叛乱。

　　这样的事件贯穿了后汉、三国的历史。到了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太子洗马江统奏上一道表章，即著名的《徙戎论》。江统对胡人充满敌意，但是他也承认错误多少在汉人一方，“士人百姓习以为常，玩忽对待，经常欺负他们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江统对少数民族可能酿成的祸乱忧心忡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设想是，发给他们路上的口粮，把关中的胡人全部迁回他们的故土。这方面，江统是典型的文人，没有进行成本核算的能力。现在早已经不是光武帝时代，这些人在这里时间最长的，已经定居了差不多三百年。就凭一点口粮而不给拆迁补偿，显然无法打发。何况，根据晋政府的运作能力，就是这一点口粮能否确保发到胡人手里，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将要面对的不是一两个钉子户，而是人数达五十万之众，男子随时可以全部变为骁勇善战的士兵的匈奴和羌、氐民族，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朝廷拒绝了江统的提议。之后不到十年，戎狄乱华的事情果然发生。当时的人都佩服江统的远见卓识。但其实，如果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也许不过是将惨祸再提前个几年而已。


　　
　　三
　　
　　被授予兵权的提议第二次被否决后，刘渊表现出来的情绪相当激动。在一个公开场合，他称自己“本无宦情”，——这句话差不多是当时热爱玄学的官僚的口头禅，这也可算刘渊融入了洛阳环境的证据之一——又说自己已经有死在洛阳的打算。这句话差点为他真的召来杀身之祸，齐王司马攸因此向晋武帝进言说，不除掉刘渊的话，并州迟早将不得安宁。这个细节未必可靠，因为史书作者热衷于找人来说些精准异常的预言，而司马攸是当时晋王室中唯一让人感觉舒服一点的人。当然，即使此事是真的，晋武帝没有因此把刘渊怎么样，也不出意外。

　　刘渊显然有点过于悲观。事实上不久后刘渊的父亲去世，他就回到并州接任了左部帅的位置。到太康十年（289年）以后，刘渊被任命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换句话说，他对匈奴人的领导权大体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这期间，他除了在五部匈奴中取得崇高的威望之外，也使得“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从游焉”。到元康（291～299年）末年，刘渊因部落中有人叛逃出塞而被免官，但旋即，居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又起用了他，于是刘渊就又到了邺城。

　　这时司马家的王爷们已经打得天翻地覆，并且都开始尝试动用胡人的力量。成都王颖想到即将面对乌桓、鲜卑骑兵的攻击，感到恐惧，于是刘渊向他建议说：“现在二镇强盛，有众十万，恐怕宿卫军队及邺城附近的士庶难以抵御，我愿意为殿下回到并州，游说五部匈奴，以赴国难。”

　　短暂的犹豫之后，成都王颖同意了。

　　在此之前，并州的匈奴人已经开始谋划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发动叛乱。他们派人来接刘渊回去，当时成都王颖没有同意，刘渊便让来人先回并州，组织力量以声援成都王颖的名义起兵。史书评论道，“这实际上是对成都王的背叛”。

　　刘渊的谋划主要是在为自己考虑，这没有疑问。但大体上，他的所作所为也没什么对不住司马颖的地方。临行前，刘渊叮嘱司马颖不要放弃邺城，那样即使到了洛阳，政治影响力也将丧失殆尽。司马颖没有听从，而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刘渊所言不虚。乃至于司马颖已经失利之后，刘渊仍然按照承诺发兵救援，派遣步骑二万，准备向鲜卑人发动攻击。

　　这个决定在匈奴人内部引起激烈的辩论。刘渊的从祖，一直极力支持他起事的左贤王刘宣这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晋人无道，把我们像奴隶一样看待。现在司马家的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这是上天已经放弃了他们，而让我们兴复呼韩邪单于的业绩。鲜卑、乌桓是我们的同类，可以作为后援，怎么能攻打他们呢？”

　　当初，南北匈奴分裂，衰落之后有总数约十余万落 的北匈奴从此自称鲜卑。所以，刘宣称鲜卑为同类，不仅是出于少数民族之间的亲近感，而是有坚实的依据的。但是，刘渊仍然反对这个意见。也许在他看来，和汉化程度更浅的鲜卑人合作，那也就更明确了自己胡人领袖的身份。刘渊说：“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他想做的是大禹王、周文王那样的人物，以戎夷的身份，却能使天下归心。 当然，刘渊也清楚，匈奴人的身份会使汉人接受自己的时候会有点困难。于是刘渊想到，昔日汉王朝的荣光在当时人的心中，还有重大的影响力。

　　永兴元年（304年），刘渊于左国城南郊设坛，即汉王位。在刘渊和他的拥戴者眼里，这一时刻自然是无比庄严的。刘渊发布了长篇诏令，其中完整的回顾了西汉、东汉以及蜀汉的历史。他歌颂了刘邦、刘秀等英明帝王的业绩，感叹后主刘禅所遭受的窘迫和屈辱。最后，刘渊指出，现在上天意识到自己的过失，为降临到汉朝身上的灾难感到后悔。

　　所以，洗雪耻辱的重任，当然就落到了他这个汉朝外甥的肩上。刘渊追认刘禅为孝怀皇帝。在洛阳的时候，刘渊也许曾从安乐公刘禅的宅第附近经过，至于他那时的心情，则当然不得而知。


　　
　　四
　　
　　事实证明，刘渊“崇冈峻阜”的政治蓝图完全与他可以动员的力量脱节。至少，匈奴士兵“毒于骨髓”的仇恨，没有办法克制住不发作出来。一次战役中，将军刘景将把三万多男女百姓沉入了黄河，刘渊听说后大怒，他说：“刘景还有什么脸面再来见朕！天道难道能容忍这种行为？我所想要消灭的，只是司马氏家族罢了，普通民众又有什么罪？”

　　这种愤怒很可能是真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刘渊不能不尊重族人的兽性和报复心理。所以他所做的处理，仅仅是将刘景由灭晋大将军降职为平虏将军。那么理所当然的，类似的事件也就不能不一再发生。而既然匈奴人不收起屠刀，刘渊为汉报仇的宣言，听到汉人耳朵里，自然也就是一个毫无欺骗性的谎言，汉政权完全没有可能真正得到多数汉人的拥戴。

　　永嘉四年（310年），称帝还不足三年的刘渊去世。 临终前，除了让太子刘和即位外，刘渊还委任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这是实行胡汉分治的一个标志，当然，也标志着刘渊对做夏禹或者周文王，已经完全绝望。

　　
　　刘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拥兵十万屯于京师近郊。他和新即位的太子将发生矛盾倒也毫不稀奇。刘渊尚未殡葬，斗争即已展开。结果是刘和被杀，刘聪登上了皇帝位。这场胜利来得十分轻易，对汉国的实力没有构成什么影响，所以就在第二年，刘聪继续对晋政府发动攻势，并最终攻下了洛阳，俘获了晋怀帝司马炽。

　　怀帝被带到了刘聪面前。前面提到过，当初刘聪在洛阳时，曾与还是亲王身份的司马炽有过一些交往。故旧重逢，作为绝对优势的一方，刘聪并不想显得盛气凌人，他用一种拉家常的方式，提起了一些往事，又问：“这些，爱卿你还记得吗？”

　　怀帝说：“臣怎么敢忘记呢？只遗憾当时没有早识龙颜。”

　　刘聪又问：“你家的亲骨肉，为什么互相残杀到这个地步？”

　　怀帝回答说：“大汉将应天受命，所以我们自相驱赶杀戮，正是替陛下扫清道路。这是天意，不是人所能决定的。再说，如果我家能够尊奉武皇帝的基业，九族和睦相处，陛下哪里还能得到天下呢？”

　　这番话让刘聪听得很高兴，他甚至因此把自己的一个宠妃赐给了司马炽。但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为了卖弄自己的成功，刘聪还是忍不住要羞辱一下这个会说话的老朋友。他让司马炽传上僮仆的青衣，给群臣巡行酌酒劝饮。很多晋的旧臣见此情形，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些眼泪让刘聪觉得不安全，自己胜利者的优势仿佛也并不那么可靠了。于是刘聪就把怀帝鸩杀了。

　　三年多之后，晋愍帝司马邺的命运几乎一模一样。他也做了刘聪的俘虏，刘聪起先也不想杀他，但最终他也死于怀念晋室的人们的眼泪。一次刘聪出猎，让司马邺手持画戟为先导。人们指着司马邺的背影说：“这就是过去长安城里的天子。”然后，遗老们开始潸然泪下。

　　杀死两个晋朝皇帝的时候，刘聪心头多半也阴云笼罩。在很多方面，不管他汉化得已经有多么深，他终究得不到汉人真正的拥戴。也许他有预感，自己这个汉政权维持不了多久。对现实世界的不安转化成对另一个世界的期待。据说，刘聪的一个儿子曾经死而复生，他告诉刘聪，在这个过程里，他到不周山上见到了刘渊。刘渊说，有一个叫遮须夷的国家，正在等待着刘聪去做那里的君主。

　　临终之前，刘聪不断听到鬼魂的哭泣声，而那个早已死去的儿子，也在光天化日下出现。对此，刘聪没有感到害怕，他说：

　　“这孩子是来接我的吧。想不到死后真的有神灵存在，这样的话，我不为死而悲哀了。”


　　
　　五
　　
　　刘聪一共在位九年。当上皇帝之后，他的生活很快腐化。长年在外征战，先后打下洛阳、长安的，是他的堂兄弟刘曜。尽管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但刘曜并不像是一个高明的将军，因为他打过的败仗几乎一样多。

　　不过也应该考虑到，很多时候刘曜是在没有封赏，乃至缺乏补给的情况下作战的，他要保证士气实在非常困难。因为刘聪沉溺于酒色之中，实际上操纵朝政的是一些宦官。于是“军旅岁起，将士无钱帛之赏，而后宫之家赐及僮仆，动至千万。”

　　君主荒淫，阉竖乱国，奸佞挑拨离间，忠良苦谏之后或者被杀，或含愤而死……同样的故事历史上早已反复上演过多次，并且仍将不断涌现，只是演员姓名不同而已。在汉政权里，要说有什么显得有点特殊的人物，那应该是靳准。

　　当初，刘聪篡位后，因为自己不是刘渊的嫡子，就立了一个具有嫡子身份的皇太弟刘乂。至于刘聪的内心，当然还是希望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刘粲，于是就不可避免的埋下了隐患。靳氏家族似乎有出美女的传统，靳准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刘聪本人，一个女儿是刘粲的正妻，还有一个堂妹是皇太弟刘乂的妾。但是，刘乂把这个妾给杀了，而且出口不逊，于是靳准就站到了刘粲一边。

　　靳准设计了一系列的阴谋，杀害了大批正直的大臣，并最终陷害了皇太弟刘乂。因此被坑杀的人数达一万五千之众，使得平阳城内的街巷为之一空。刘聪病死，刘粲当上汉国皇帝。部分是因为靳准巧妙的诱导，刘粲的全部兴趣都集中于在后宫游乐和举行宴会。他把一切军国大事全部交给靳准处理，于是靳准看准时机，发动政变杀了刘粲。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赵高和秦二世之间的故事，看来史书还是愿意把靳准塑造成一个模式化的奸臣。但接下来的事件，有一系列难以理解的地方。靳准的行为比赵高要极端得多。他不但不分男女老幼，公开处死了汉国皇族的全体成员，而且挖开刘渊、刘聪的陵墓，把刘聪的尸体斩首，把刘家的宗庙焚毁。靳准痛骂刘渊说：“这个屠各种的小丑。”——值得注意的是，靳准自己也是匈奴屠各种的人，这使得这句话显得格外刺耳。

　　靳准声称，自古以来没有胡人当天子的，所以他对晋称臣，想派人把传国玉玺和怀、愍二帝的尸体都送回东晋。但是，这并没有为他赢得汉国内部汉人的支持，至于东晋政府，谁都知道，那股力量微弱而且遥不可及。

　　西方是刘曜的势力，东方则是石勒，汉国的首都平阳处在他们的包夹之中。于是，刘曜和石勒都率兵杀回，以靳准手上这点可怜的兵力，完全没有对抗的可能。总之，靳准已经用一系列行动封死了自己所有的退路，这简直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自杀行为。从之前的表现看，靳准并不愚蠢，那么，是对刘氏的仇恨，使他宁可必死，也选择要这样做的吗？

　　——民间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说法，赵高是赵国的公子，为了复仇投身到秦宫廷，从而在内部瓦解了秦朝。要是把这个设定安在靳准身上，也许还更容易把故事编圆一些。

　　这时是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由于胜券在握，刘曜讨伐靳准时没有急于进兵。他先在赤壁称帝，然后派人给靳准传话说：“刘粲确实乱了人伦，靳准废了他，我才可以当上皇帝，也算大功一件。如果能早早迎接我的车驾的话，我不但可以免除靳准的死罪，还会非常倚重他。”

　　靳准不相信刘曜的话，但他身边的人相信自己可以得到赦免，于是就杀了靳准，向刘曜投降。


　　
　　六
　　
　　乍看起来，刘曜早年的经历与刘渊、刘聪完全一致，先学习汉文典籍，然后到洛阳游历。然后落实到具体的经验，则可能感受迥异。刘曜“形质异众”，大概是典型的胡人相貌，这使他更难融入洛阳名士的生活圈。然后，他在洛阳犯罪被判处死刑，只好亡匿到朝鲜，即使遇赦回来后，也仍有不容于世的担忧。所以也难怪，永嘉五年刘曜攻克洛阳，选择了将之付诸一炬。他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可能充满了愤懑和不快。

　　平定了靳准之乱后，刘曜把国都迁到长安。又下诏说：“我们的祖先从北方兴起，光文皇帝刘渊建立汉国宗庙，是为了顺从民众愿望。现在应当改国号，奉单于为祖先。”群臣上奏说：“陛下您曾在中山称王，中山本是赵国的领土，请求改国号为赵。”

　　刘曜听从了，又将冒顿配祀上天，刘渊配祀上帝。

　　于是汉国变成了赵国，史称前赵。这个变化说明了这个政权在进一步匈奴化，但是，早年的汉化教育，还是对刘曜影响深刻，刘曜在长安城里兴办了太学，——后来热衷于证明汉文化的生命力的学者显然更愿意谈论这个细节。这一时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匈奴人几乎和所有的其他少数民族关系都在变得更糟。本来依附于刘渊的羯族人石勒独立，建立了另外一个赵政权。而巴人、氐人、羌人和刘曜之间，也都战争不断。

　　刘曜自己做了皇帝之后，他的军队补给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而厌战、恐战的情绪还在增长。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刘曜攻打前凉，他聚集了甲兵二十八万五千人，百余里的范围内，钟鼓之声仿佛使大地震动，黄河沸腾。凉州刺史张茂感到恐惧，因此派使者向刘曜称臣。其实，刘曜完全不敢让他的军队出击。因为这个庞大的军团里，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被裹挟而来的，而剩下三分之一的老兵疲惫困顿，也已经快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一次恫吓很成功，但是刘曜不可能永远有这样的好运。太宁三年（325年），刘曜与后赵军队作战。一次大胜之后，本来可以乘势追击，但是因为深夜里军中“无故大惊”，只好后撤。好容易驻扎下来以后，再次在发生莫名其妙的骚乱，士卒崩溃。最终，刘曜竟然就这样从河南境内一路退回到长安。

　　和他的军队一样，刘曜自己的情绪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他年轻时就爱喝酒，现在更是嗜酒如命。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328年和后赵决战之前。醉醺醺的刘曜听不进任何人的劝谏，一概认为是妖言惑众，将劝说的人处死。等他终于睁开朦胧的醉眼，发现敌人势力强大而且迫在眉睫的时候，刘曜就觉得，还是把自己灌醉比较好，能够减少一些恐惧。

　　后赵骑兵的冲击下，刘曜的军队溃散，他在昏醉中退走。马陷入一道石渠，刘曜摔到冰上，受了十余处伤，身体三处被洞穿，于是做了石勒的俘虏。石勒把刘曜装上马车，给他治疗，仍然给他提供酒和女人，希望他写信给自己留守在长安的儿子，叫他们投降。这时刘曜清醒过来，在信中要儿子坚守，不要以自己的生死为念。石勒于是杀了刘曜。

　　有没有这封信其实已经无关紧要。前赵大势已去，于次年（329年）为石勒所灭。汉-前赵政权，在十六国中率先建立，也第一个灭亡。

转贴至此，忽然觉得胡汉之争乃是古今一理……难怪《旧约·传道书》说“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一 两个不重要的人
　　
　　永兴元年（304年）八月的某一天，河阳津渡口的官吏又开始盘查前来渡河的各色人等。这项例行公事的工作最近得到了上峰特别的重视，成都王司马颖亲自下令，不允许让任何王公贵族渡过黄河。不久前，成都王颖把惠帝的车驾劫持到邺城（《八王之乱大事记》事件七），同时被掳的亲王也不在少数。成都王杀心不算太重，不想对自己这些叔伯兄弟连挥屠刀，但当然也不愿意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地盘上成为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力量，于是便只想把他们集中在邺城监管起来。当然，作为基层的办事人员，渡口的官吏未必清楚这一层政策意图，他只需要执行好命令即可。

　　眼前策马而来的这个人看起来就有些可疑，官吏们上前拦住了他，喝令他返回。这时候后面又有一骑马跟过来，马背上的乘客看来和被拦住的这人很熟络，他用马鞭轻轻敲了敲被拦住的这个人，说道：

　　“舍长，有令禁止贵人过河，怎么你也被拦在了这里？”

　　舍长是很小的官，官吏们当然也就不再有阻拦的必要。看着这个人弃岸登舟，也许还有人喃喃自语的说：“看这家伙好大的威风体面，原来却只是个舍长。”

　　事后，官吏们大概能够获知，他们上当了，他们放过的倒还真是一位王爷，琅琊王司马睿。再往后，一系列天崩地裂的浩劫中，官吏们如果能侥幸留得一命，那他们多半会从此把自己的麻痹大意描述成一种远见卓识，并且声称，正是他们，为大晋朝留下了半壁江山。

　　
　　当然，在永兴元年，司马睿从邺城逃到洛阳，不久后又回到自己的琅琊封国，这看起来无论如何不像一件大事。史书上甚至不愿意浪费笔墨记录一下成都王颖对此事的反应。司马睿是世袭琅琊王，他的祖父是司马昭的弟弟，论起血缘来与当今皇帝已经是疏而又疏。此时的司马睿在司马家诸多的王爷之中并不显山露水。他身上最足以构成谈资的，倒是一桩丑闻，据说他的母亲夏侯太妃给老王爷戴了一顶绿帽子，司马睿其实是她和一个姓牛的小吏所生。

　　当然，有欣赏司马睿的人物，比如出身琅琊境内最大家族临沂王氏的王导。但王导在王家一样算不上头面人物。在当时，王爷们和自己封国内的世家结交本是惯例，但王家更多的人还是愿意选择看起来更有作为的东海王司马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王衍。即使是王导，他和司马睿是朋友，多年以后他们仍然乐意提起这份“布衣之好”或“管鲍之交”，但王导却也是在东海国任参军之职。

　　司马睿回到自己封国，是王导的建议，很可能部分也是出自东海王越的授意。回到琅琊国后，司马睿也成了东海王越的势力中的一份子，——当然，并不特别重要。正如对司马越而言，王导也远不如王衍那么重要一样。

　　不重要的好处，就是比较容易从权力斗争中脱身。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与王导一起南渡建邺。平吴之后，这个昔日的吴国都城已经失去了重要地位，正是一个适合不重要的的人去的地方。


　　
　　二 南方的忧郁
　　
　　三国归晋之后，东吴的故土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帝国。它像是长江以南一块巨大的漂浮物，无法给以一个准确的定位。

　　晋武帝颁布过优待吴地士人的诏令，然而诏令显然不曾得到有效的推行。征服者的优越感萦绕在广大官员和人民的心头，足以抵消皇帝圣旨的效力，——何况皇帝也未必真的很在意这项政策。太康年间，吴郡人蔡洪举秀才入洛阳，洛阳人对他的评价是：“你是吴楚的人士，亡国之余，有什么特殊才能，敢来接受这样的选拔？”

　　这样地域歧视的文字在史料中俯拾皆是。同样遭到嘲笑的，还有文采风流的陆机、陆云兄弟，有人明知故问的跟他们说起：“陆逊、陆抗，都是你们什么人？”那个时代，这样当面称呼别人祖父、父亲的名字，实在是最大的不逊。而著名的“除三害”故事的主角，勇猛可以屠虎斩蛟的周处，在西北战场上，可以说是被几个愚蠢的王爷给轻易的玩死了。

　　出身寒微的陶侃在洛阳时曾被人嘲笑为“小人”，嘲笑者是谁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温雅，还是顾荣？事实似乎不难判断，有学者这样分析道，温雅来自太原望族，把陶侃视为小人那是理所当然。而顾家虽然是吴中高门，但是在洛阳，顾荣的地位比陶侃又能高出多少呢？

　　一个激愤的说法是：“扬州地区没有担任郎官的人，而荆州江南，竟无人在京城任职。”话说得如此绝对自然有些夸张，然而吴人极少能够进入权力中枢，却是事实。

　　另一方面，朝廷的势力，似乎也难以在吴地扎根。相比而言，蜀地倒是容易治理得多，曹魏与蜀汉固然曾是死敌，但曹操父子崇尚刑名，诸葛亮则是家世相传的法家，因之虽然政权更迭，政策上却仍然体现着一种延续性。

　　东吴各大家族的名士们在中央前途无望，也就越发控制住在家乡的权力不能放松。曾经有人向晋武帝建议，派遣年长能干的亲王去东吴坐镇，也许能够改善局面。但事实上，晋武帝所封吴王司马晏并未到自己的封国去，——即使去了也不会有什么效用，吴王晏患有风疾，几乎丧失了视力，并且被公认为“于武帝诸子中最劣”。

　　晋武帝曾经感叹，“吴人轻锐”，容易动乱而难以安定。他采取的对策是，让东南六州的将士轮流到江东驻守镇压。当然，这只会加剧吴人的抵触情绪，并且，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比如，到了八王之乱的时候，这项政策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西晋后期，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决策中夹杂一个明智的措施，一部分吴人得到了引用。但是，要北方士人真正接纳他们，显然还需要时间。

　　已经没有时间了，随着中原的动荡，滞留在洛阳等待机会的南方人大多数打算回去。于是就有了张翰思念鲈鱼莼菜，而辞官回乡的故事。辛弃疾在他的名作《水龙吟》中，以“尽西风，季鹰归未”这样的句子，表达了对张翰做出这样对国家民族缺乏责任心的选择的委婉批评。然而，这典型是一个宋朝人的想法，在当时，张翰们对这个北方人的政权，还实在难以有太深的感情。


　　
　　三 等待VS等待
　　
　　东汉末年，王导的伯祖父王祥曾经率领族人，在庐江隐居二十多年。隐居是诗意的说法，真实的原因当然是躲避战乱。庐江是魏吴两国势力交界的地方，因此，琅琊王家对江东大概本不陌生，王导一再鼓动司马睿南下，多少也是吸取了自家先人的经验。

　　司马睿到建邺之后，最初一段日子过得相当冷清。作为政府派驻此地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等待着当地名流来拜谒自己的。然而，一个多月过去，竟然无人对之加以理会。

　　这位琅琊王再不引人注目，但是要说吴地人士对他的到来一无所知或毫不介意，一样也不合情理。但问题是，他们也在等待。

　　永嘉元年，中原的局面看起来也还没有坏得不可收拾，相反，倒是有些回光返照的迹象。新皇帝即位，让人们多少抱有一些希望。朝廷内外的各股势力尽管仍在明争暗斗，但王爷们抡刀动枪的自相残杀却已经停止。面对各地的叛乱，政府军在战场上也还有能力取得一些胜利。所以这一年，在中央任司徒之职的王衍布置退路，营三窟之计的时候，也仅仅考虑到“有江汉之固”的荆州和“有负海之险”的青州，江东地区，还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而只要北方的政府还足以应对危局，司马睿就只是一个随时可能被调走的地方官员。江东士人也就不必对他有格外的重视。

　　对于中原的乱局，江东士人本有观望的传统，东汉末年即是如此。大体说来，这里的人们没有太大的野心（也可说这是基于对自身实力的一种清醒的认识），他们愿意接受一个外来的政权，只需要这个政权能够保障自己的家族利益即可，但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在自己人中推出一个称孤道寡的人来。当初，经过漫长的磨合，顾、陆、朱、张这些大家族们接受了孙吴政权 ，现在，他们未必不希望再有一个孙权出现。事实上，在司马睿之前，一个叫陈敏的人，也向江东士人寻求过合作。

　　陈敏当时任广陵相，平灭了当地的叛乱后他有了割据江东的图谋。江东士人们对陈敏显然不抱太大希望。也许是事先商量好的，他们中许多人以各种理由推托，不接受陈敏的任命，但以顾荣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到陈敏身边任职，以便不至于和他关系完全搞僵。顾荣在试图讨好陈敏时候，曾明确把他比作孙权、刘备，而吴士最终彻底放弃了陈敏，也是因为确认他不足以“蹑桓王之高踪，蹈大皇之绝轨” 。

　　经历了陈敏事件，无疑也会使吴士们在选择归附对象的时候，越发的审慎。

　　
　　接下来的一幕是著名的。那一年的三月初三，为了提高司马睿的声望，王导联络了自己的族兄王敦，以及其他北方流亡来的名士，烘托着司马睿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走秀。

　　三月初三在当时是格外重要的节日，修禊祓除，曲水流觞都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后来流芳千古的《兰亭集序》描绘的即是这一天的景象。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乘上肩舆，安排了威严的仪仗，王敦、王导兄弟，以及诸名士骑马侍从。江东人士见此景象后都感到惊异，一个跟着一个的在道左下拜。然后，王导建议司马睿派自己去拜访了吴士的领袖贺循、顾荣。终于，这两个人都接受了司马睿的邀请，这之后，吴地的士人，也就纷纷前来了。

　　这样故事性的记载，真实与否，历来容易为人所怀疑，何况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诸多史实也确有难以合榫之处。然而，它确实真切反映出王导在司马睿身边的作用，以及此时南北士人们的心态。北方的名士翼戴司马睿，这样盛大的排场固然对吴士颇具震撼力，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当中传递出一个信息：如果北方的局面将会好转，这些大家族的名流，很快就会有回去的一天，又何必如此奉承这样一个皇室疏宗的王爷？

　　而如果中原的形势已经绝望，除了拥戴眼前这个人，还能够有什么选择呢？


　　
　　四 王导与陈頵
　　
　　王导是司马睿身边最重要的人，——或者说，司马睿更多只是形式上的代表，只有他，才是王马组合中真正的关键人物。然而王导似乎并未做出多少业绩，在他的传记里，甚至难以找出几件值得称道的具体事件来。能看见的，倒是不同的人物一致对他作出高得惊人的赞誉，司马睿说他是自己的萧何，北方流亡来的士人则交口把他比作管仲，——永嘉五年（311年）洛阳倾覆，这前后他们潮水般涌向江东，很多人刚到建邺的时候感到不安，觉得这里根基微弱，随时将会步中原的后尘，但是见到王导之后，担忧就消失了。

　　这样强烈的反差，使得有学者觉得，《晋书·王导传》只是一份谀辞汇编，“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

　　那个时代的当事人里，肯定也有人会赞同这个意见，比如司马睿的录事参军陈頵。当时，按照王导的建议，司马睿从流亡过江的人中选拔了一批掾属，人数达一百多人，这就是著名的“百六掾”。“百六掾”中有多少人具备政治才能显得可疑，他们绝大部分出身高级士族，直到此时，仍保留着在中原时的旧风气，习惯逃避事务，只求得自己安逸。陈頵对司马睿说：“洛阳还太平的时候，朝臣们都认为尽心尽责是平庸，傲慢放纵是优雅，受这种风气的流行感染，国家才至于败亡。现在您的幕僚仍然如此，只怕会重蹈覆辙。希望从今以后，接受任职却又称病不负责任的，全部免官。”

　　这样一点简单的考勤要求，被公认为苛刻，王导也不接受陈頵的意见。陈頵出身贫贱，在司马睿府中本来就是个另类。他这样义正辞严而喋喋不休的说下去，越发使自己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不过结局总算还并不太坏，他被打发到地方上去做太守。

　　史书上没有提及陈頵登程时的心情，但愤懑和失望，大概不可避免。在他的心目中，王导无疑是这些尸位素餐者的代表人物，最多算得一个滥好人而已。

　　陈頵的遭遇，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共同的悲情。然而实事求是的说，司马睿和王导确实没有采纳他意见的余地。风气一旦形成，改变自非一朝一夕之功，可是面对北方的威胁，司马睿要把流亡士人统一到自己旗下来，却必须只争朝夕。王马组合的根基本极微弱，做这样一个假设并不离谱：反腐倡廉、勤政爱民的口号被提出，并且三令五申要落到实处，于是被厌恶的就不是陈頵而是琅琊王本人。世家大族们开始寻求另外的人选代表自己，这其间的利害关系当然又难以协调。不久后，江南分崩，在任意一次稍具规模的南侵中，王朝最后的生机断绝，蛮族的屠刀雪片似的洒向南方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至少，十余年后的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都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王导只有向司马睿提出，要“政务宽恕”，要“事从简易”，要“抚绥新旧”。实际上即是对各种贪渎行为给予默许。当年陈頵还在北方州郡里做督邮的时候，曾一次检获当地大族隐匿的人口三千人，此事在王导眼中，大概竟可算前科。众所周知，王导欣赏的政策，是宁可使吞舟的大鱼漏网，也不愿意这样以“察察为政”的。

　　很多人指责王导昏聩，于是王导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不幸的是，翻检史书，会发现他的预言很大程度上竟成为事实。任何变革都意味着进入雷区，而昏聩的态度，在当时竟是最有效的黏合剂。只有这样，才保障了建康（愍帝司马邺即位后，建邺改名建康）的流亡政府终于得以建立，自然，这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东晋不可能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权。


　　
　　五 南北对话
　　
　　该如何做好协调工作，王导确实精于此道。他拟定的那个“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十七字方针看似无甚新意，实际贯彻起来却极考验施政者的能力。尤其是“抚绥新旧”一条，“新”是指刚刚逃亡过来的北方士族，“旧”则是说江东土著，单独安抚一面容易，同时取得他们的支持却有极大的困难。

　　很容易的，王导让北方人觉得自己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事实上很大程度也确乎如此），然后，王导动员各种手段，试图瓦解南方士族的心理防线。他是那种见面熟的人，交际场上的明星，善于让每一个人觉得受到了重视。《世说新语》中的几则逸事颇能见出他的技巧：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 ”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当时的临海郡，治所即在今天的浙江临海东南，这位姓任的客人，当然是南方人。王导一句话，便解除了他的孤独感。至于在胡人面前，弹指的动作和“兰阇”二字，含义如何虽然不易确定，但效果同样显著。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吴语中，渹是冷的意思，“何乃渹”也就是“真凉快”。王导学作吴语，在北方士人刘惔眼里自然显得可笑，传到江东人耳中，喜剧效果只怕也一样强烈。然而，乡音亲切，这样做无疑是拉近了王导与吴士的距离，所以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此举与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政策而禁止鲜卑人用鲜卑语，有着类似的政治内涵。

　　王导与陆玩间的交往，许多例子要更加典型。王导向陆玩请求两家通婚，陆玩拒绝了，并且回复的刻薄程度，几乎接近关羽那句虎女不与犬子相配的名言：“小土堆上不长松柏，香草臭草也不会被放入同一个容器。我陆玩虽然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

　　陆玩对王导的态度一向轻忽，以说玩笑话为乐。很可能，王导预料到他的拒绝，甚至也预料到会有一个刻薄的答复。但请婚仍然是必须的，给对方一个拒绝你的机会，让他的虚荣心在拒绝中得到满足，原也是一种套近乎的方式。

　　然而，牵涉到切实的经济利益，很多问题便非任何高明的交际手腕所能解决。比如出身义兴周氏的周玘，就对这些北方侉子，觉得越来越怒不可遏。


　　
　　六 南方的愤怒
　　
　　义兴周氏宗族强盛，忠勇的周处虽然战死于北方，但这些年来，周处之子周玘却是江东的风云人物。到永嘉四年（310年）的时候，周玘已经有三定江南的美誉， 司马睿对之十分忌惮，因此在人事任命中，对周玘明显刻意压制。而司马睿的亲信刁协，又对周玘加以轻侮，因此触怒了周玘。但这只是事件的导火索，背后还有更深的社会根源。

　　在当时，江东士族大抵可以分为两类。如上文已经多次提及顾荣、贺循、陆玩等人，都可以划归为文化士族；——他们有较高文化修养，尽管未必熟悉时尚的玄学，但秉承东汉以来的传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却称得上家学渊源。义兴周氏则是在另一类士族的代表，它是首屈一指的武力强宗。

　　流亡过江的北方人也大概可以分为三等：上层阶级即是晋的皇室，以及当年洛阳的公卿士大夫们，他们得意于自己的门第，也得意于自己的文化品味；中层阶级是北方的一般士族，他们不以学术见长，然而往往以勇猛善战著称，后来的历次南北战争，正是他们构成了南方军队的骨干；下层即是士族的底层以及一般庶族，此时他们的势力分散而薄弱，只能随遇而安，接受南方人的风俗，融入南方人的社会。他们风光的日子要拖到一百多年以后，直到南朝历史的中后期，他们中才有人物抛头露面，呼风唤雨。

　　上流社会的人物追随司马睿荟萃到建康，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中层该如何确定自己的去向，却颇费踌躇。建康实际已成为新的首都，他们挤不进去；吴郡一带是顾、陆等江东大族的根据地，已经被盘踞得无缝插针，自然也难以立足；而由于思念故土，他们也不想再继续向南迁徙。于是，京口晋陵一带，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晋陵郡的辖境，大致相当今天的镇江、常州、无锡三市及周边地区，而周玘及其宗族生活的的义兴郡治所阳羡，则是今天的宜兴。两地紧邻，今天坐长途汽车往来，时间大抵不过数十分钟，车票花费仅人民币一二十元。当时当然不可能如此便捷，但彼此接触，仍必十分轻易和频繁。

　　北来的中层阶级与义兴周氏距离如此之近，利害冲突自然无可避免，双方又均为武人，则一有仇衅，便往往不惜以武力解决。最终，据说周玘决定联络南方的各种势力，杀尽北方人中的当权派，把司马睿变成南方利益的代言人，但司马睿识破了他的计划，于是导致周玘忧愤而死。其间波折的真相今天已不可能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临终前周玘给儿子周勰留下这样的遗言：“害死我的，是那些北方侉子，能够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

　　一年后，周勰果然发动了叛乱。叛乱本身很快被平定，但因为周勰的行为有“因吴人之怨”的群众基础，也使得司马睿对此事未敢深究，周勰本人未受到任何处分，司马睿像当初一样抚慰了他。

　　
　　总体而言，南北文化士族的交流，看来就要和谐得多。有一次，司马睿在顾荣面前流露出缺乏归属感的情绪，司马睿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顾荣立刻回应了“王者以四海为家”这样动人的言辞，并列举古代的例子，证明迁都可能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当然，如果经济冲突也不可避免的话，言谈投机就显然是不够的。看来，危机确实就在眼前，北方大族习惯了奢靡的生活，现在集聚于建康，生活稍稍安定之后，求田问舍的兴致就重新勃发。而建康既然是东吴的旧都，它附近的庄园，自然都垄断在吴士的手里。但最终，这场资源争夺没有发生。王、谢等大家族选择了到当时略显荒凉的会稽郡去置办家业。后人欣赏王羲之的书法，谢灵运的诗文的时候，很自然会觉得，浙东的幽美山水是他们作品中灵性的重要来源。但也许不得不扫兴的指出，这道文艺源泉里，一开始就渗透着阿堵物的气息。

　　顾荣们选择拥戴司马睿的时候，内心大概有这样一种自信，这个政权不会强大到足以摆脱对自己的依赖的地步，北方的来客很快将后继乏人，——当初，孙吴政权就是这样一步步变成一个江东人的政权的。但是出乎他们的预料，这一次的局面和当年大不相同。北方的动乱比之东汉末要严重和漫长得多，北方士人一波又一波的涌向江东，反而是本地人越来越被边缘化，最终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到了很久以后的南齐永明年间（483～493），一个吴地的士人对顾荣破口大骂，并扬言要掘开他的坟墓，原因是顾荣引北方人渡江，才导致了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却都仕途的不顺。他的愤怒不合历史潮流，但大体上也算合情合理，只不过南方意识到这一点，已经迟了一百七十年。


　　
　　七 打回北方去
　　
　　众名士一起登上建康城南的新亭游玩宴了，出身汝南大族的周顗忽然长叹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于是众人相视流泪。只有王导愀然变色说：“现在我们应该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怎么能像楚囚一样相对哭泣呢！”

　　这大概是《世说新语》中最著名的故事。在今天的语文课堂上，仍会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对它加以阐释。然而，当年刘义庆编撰此书时的看法显然和老师们不同，这一则被放置在《言语》篇而不是《德行》、《政事》之类的篇目当中，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暗示：王导只是一个喊口号的高手而已。

　　口号的当然是必须的，它让人们恢复中原的激情得以宣泄，所以恢复中原的行动，也就可以是不那么迫不及待的了。发挥着类似口号作用的，当然还有侨立郡县与白籍户口。司马睿划出一部分土地安置流民，并给这些地方冠以流民北方故乡的名字。白籍则是一种临时户口，因为使用白纸登记而得名，而与永久性的户籍写在黄纸上不同。既然在南方的户口是临时的，当然也就意味着政府向人民宣告，大家北归的日子并不遥远。——结果是，这一临时就临时了整个东晋，一直到南朝后期白籍才被废除。不过，白籍户口可以减税，可以免除对国家的许多义务，有此实惠，北方人中除了极少数理想主义者，也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向政府循名责实了。

　　
　　永嘉四年（310年）十月，洛阳城危在旦夕，晋怀帝传檄各地方镇发兵入援，皇帝诏书的语气已经近乎哀告，然而，他终于没有等来一兵一卒。

　　其间，司马睿倒是对北方发起过一次军事行动，不过攻击对象不是刘曜、石勒的叛军，而是寿春的扬州都督周馥。

　　周馥曾请求怀帝迁都寿春，这就得罪了想把皇帝垄断在自己手里的东海王司马越。这时候，司马睿还算是东海王越一党的成员，所以他接受东海王的指示，向周馥发动进攻。当然，更实际的理由是，司马睿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这支异己力量，早就耿耿于怀。

　　后来，司马睿和曾在周馥手下任职的华谭有过对话。司马睿先指责周馥谋反，被华谭反驳后又改口说：“周馥具有方镇的地位，手握强兵，朝廷征召他他不去，朝廷危险的时候又不能扶持，也算是天下的罪人。”

　　华谭的回答十分斩截：“这话不错。要说朝廷危险而不能扶持，周馥应该与天下共受其责。但应该受到指责的，绝不仅是周馥一人。”

　　
　　永嘉七年（313年）四月，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称帝，并改元建兴，是为晋愍帝。愍帝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都督陕东诸军事，交托的任务，则是“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面对愍帝派来的使者，司马睿的答复是，“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

　　愍帝对此当然也无可奈何。司马睿那里，只有一个叫祖逖的军事顾问坚持要收复北方的失地，于是，司马睿给了他一千个人的口粮，三千匹布，让他自己去组建军队。

　　这之后，司马睿忙于把自己的势力向长江中游推进。当然，北伐仍然在理论上具有最高纲领的地位，于是他也几次准备发兵北上，都很快都以各种理由而半途而废。

　　建兴四年（316年）十一月，长安失守，愍帝向刘曜投降。消息传到建康后，司马睿身披铠甲，亲自带军队露宿于野外，向各地发布檄文，限定出兵的日期。但意外还是不出意料的发生了，因为水道运送的粮食没有及时抵达，这次北伐行动仍然流产。然后，司马睿杀了督运粮草的官员，算是给人们一个交待。

　　督粮官人头落地后，行刑者把刀在柱子上擦拭，结果血竟然逆流而上，一直到二丈多的柱子末端才流下。围观的人都信誓旦旦说亲眼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坚定甚至打动了七百年后的司马光，不记录神奇灾异的《资治通鉴》破例保留了这个细节。

　　于是王导等人都上奏疏承认错误，请求免除职务。司马睿说：“政令刑罚失当，都是我糊涂闭塞造成的。”到底一个人也没有治罪。
　　


　　八 等到了
　　
　　建兴五年（317年）二月，一位北方的地方官员逃回江东，声称带来了愍帝所写的最后一份诏书，其中命令司马睿“统摄万机”。三月，百官请求司马睿称皇帝尊号，司马睿不同意，百官坚持，于是司马睿慨然流涕说：“孤是一个罪人。诸位贤良如果逼我不止，我将返归琅邪封国。”他传呼私人奴仆，让他们准备回国的车驾。最终，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司马睿依照魏、晋旧例，先称晋王。

　　六月，刘琨等一百六十位北方将领联名上书晋王司马睿，请求他登基，晋王再次表示了拒绝。

　　但事已至此，晋王将当皇帝的说法虽然官方还没有认可，却已经失去了小道消息应有的神秘性。小道消息中的小道消息产生，有人重提晋王是夏侯太妃和牛姓小吏所生的传闻，另外有人则回应说，图谶中有“牛继马后”的说法，这一切，也是上天早就注定好的。

　　事情拖到第二年（318年）三月，愍帝的死讯终于传到了建康。于是司马睿穿上斩衰丧服，别居倚庐。群臣又一次请求司马睿称帝，这一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

　　南方士人的代表纪瞻说：“晋朝没有皇帝，到现在已经两年，陛下您应该继承大业。看看现在的皇室成员，您还能让位给谁呢？只有您光践大位，才能让祖先的神灵和广大人民有所倚靠。如果您再逆天时、违人事的话，大势一去，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如今洛阳、长安都已经毁灭于战火，宗庙没有主人，刘聪在西北已经自称皇帝，您还在东南搞谦让，救火还有谦让的吗！”司马睿仍不答应，命人把御座撤掉。纪瞻对把手伸向御座的人大喝说：“帝座上应列星，敢动者斩！”这样忠勇的气概，使得司马睿终于为之改容。

　　但也有官员支持司马睿的谦让，认为晋王应该先平定中原，然后再称帝。很快，这个实心眼的人被赶出了朝廷，不久后又因为对朝廷心怀不满而被治罪。

　　三月初十这一天，司马睿登皇帝位，改年号为太兴。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犯人得到大赦，文武百官的爵位都上调二等，曾投帖建议新皇登基的吏员格外加位一等，老百姓投帖的则授予吏员身份，这样的获益者，总共有二十余万人。

　　
　　
　　刘琨年轻的时候……实在是轻佻巧佞之徒；祖逖……要论早年的志向，或者也是好乱乐祸之辈。

　　
　　
　　一
　　
　　洛阳城的月光下，荒野的鸡鸣声中，两个少年翩翩舞剑的情景，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这时的刘琨刚刚二十出头，祖逖略微年长一些，但也不超过二十五岁。

　　当时两个人的职务，都是司州主簿。司州是国家的核心地带，州治即是洛阳，而主簿掌管着本州的各种文书。年轻人热衷谈论政治，这个身份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数不清的话题。这时武皇帝刚刚去世，新即位的太子大家在悄悄议论他是否是个白痴，而各种社会、政治矛盾都已暴露得十分清晰，——显然，就看谁来点燃那根导火索了。

　　于是祖逖对刘琨说：“如果海内鼎沸，豪杰并起，我们两个在中原，要彼此避开。”

　　“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这句话在有些书上，仅被理解成祖逖要和刘琨各自干出一番事业。我想，还是唐代的史臣看得更加准确，祖逖不是安分的人，他“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这是在跟刘琨说：为了现在的友谊，将来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不要挨得太近，可不要由我们来争锋逐鹿。

　　这是一个狂热的梦想，也是一个苍凉的预言。真的天下大乱之后，他们确实都为成为了拥有独立——也许该说孤立——力量的豪杰，并且，从此一南一北，再也不曾有机会见上一面。

　　
　　最初看起来，祖逖这句话和多数年轻人的豪言壮语一样，仅仅是说说而已。祖逖的工作在几个王爷之间调动，只是按部就班的升迁。刘琨在仕途上似乎要得意一些，并且活跃在一个贵族文化沙龙里，——他是金谷园的“二十四友”之一，这个团体才华横溢，但出入于权贵之门，说起来并不那么好听。

　　西晋的八王之乱，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置身事外。荡阴之战，前侍中嵇绍血溅帝衣，与这位忠臣的表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时惠帝身边的“百官侍御皆逃散”，在逃散的人群中，就可以看见祖逖的背影。

　　这之后，祖逖在洛阳城里安静的居住下来。他目睹了其后这座古老都市所经历的劫难，然而没有再介入任何纷争。祖逖先后拒绝了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公司马模等人发出的邀请。等到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他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的时候，祖逖的母亲去世，他更可以用守丧的名义，名正言顺的不去上任了。

　　刘琨被卷入得则要深得多，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之后的一系列无聊而恐怖的动乱中，刘琨的活动相当频繁。他的对手为刘琨兄弟的脑袋开出的悬赏是“封三千户县侯，赐绢五千匹”。并且，厌恶他们的不仅是敌人，刘琨的兄长刘舆被人比作油垢，意思是沾上就不免被污，刘琨和这个哥哥走得很近，他的名声，这期间大约也不会好上很多。

　　事实上，正是在刘舆的建议下，在光熙元年（306年）刘琨出任了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这仍然是王爷们争权夺利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并州虽称边境，其实却接近中央，它向南通往河内郡，往东则联系司州和冀州，并州出产的武器精锐，并州的健儿和良马更是驰誉中原。控制并州，就是在北方多了一个战略重镇。

　　所以，刘琨一开始可能并没意识到自己此行的意义。他在这一年的九月底出发北上，从此他的人生，将全然改变。


　　
　　二
　　
　　沿途的经历，对刘琨显然是个考验。他已经亲历过战争，对流血和死亡并不陌生，然而眼前的景象，还是触目惊心。

　　刘琨上任的两年之前，在并州已经出现了一支实力强劲的反政府武装，匈奴人刘渊建立了汉政权。魏晋以来，匈奴人和羯人大量涌入并州，各种民族矛盾积蓄已久，这时一并爆发。两年内，匈奴人的势力迅速扩张，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一系列军事重镇落入了刘渊手中。也就是说，并州刺史的行政命令已经无法下达到本州的东南地区。

　　然后，并州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刘琨的前任司马腾，实际上是在刘渊和饥荒的双重压力下逃离的。他在离开时，兼职充当了人口贩子，抓了大批胡人作为奴隶贩卖到太行山以东。另外一万多逃亡者组成了他的军队，这支队伍的名字真切的点出此时并州人的心境，叫做“乞活”。

　　
　　刘琨招募了千余人，上任的道路变成了转战之旅。一路上交替出现在刘琨眼前的，是大批绝望中流亡的难民，和暴露于荒野中的白骨。一时是哀号之声刺穿了天地间的和谐之气，一时则是不闻半点人声的死寂。山路险峻，群胡数万周匝山野。政府高官的身份不能带来安全感，刘琨于途中写了一道奏章，其中略微夸张的说到，一睁开眼看见的就是敌人，只要挪一挪脚跟，就可能遭遇新的劫掠。

　　因此耽搁在路上的时间，远比预计的要漫长。只有在壶关，他得到过一次物资支援，所以终于携带的资粮告罄，唯有靠薇、蕨之类的野菜充饥。刘琨出身高贵，在洛阳时更是生活豪奢，交往的朋友里不乏像石崇这样的人士，——他们以肆意烧钱而精于美食著称。不难想象，眼前的食物会令他格外难以下咽。

　　整整半年以后，刘琨终于到达了并州的州治晋阳。当两山之间的缝隙里，隐隐露出晋阳城城垣一角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有长出一口气的感觉，但走进晋阳后就会发现，这里的景象，更加令人绝望。

　　刘琨这个并州刺史已经没有了办公的地方，因为府寺建筑早就被全部焚毁。城市内荆棘遍布，豺狼在大街上行走，僵卧的尸体覆盖了地面。

　　在描写自己这段经历的诗作中，刘琨尽情宣泄了自己脆弱的伤感情绪，并表达了对洛阳城华美宫阙的思念之情。“据鞍长叹息，泪水如流泉”，“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这样的句子也许会让人觉得，这位作者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这一次诗人比诗歌坚强。

　　擦干了眼泪，掩埋了尸体，剪除了荆棘，重建了府朝市狱，以城门为战场，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来犯之敌。刘琨来晋阳的途中，洛阳城里晋惠帝驾崩；当刘琨筚路蓝缕的在晋阳进行市政建设的时候，他的哥哥刘舆又策划了一起政变。然而，现在这些都已经和刘琨无关，他要考虑的，只是怎样面对眼前并州的危局。

　　此时，汉政权建都于离石，位置在晋阳的西南方向，相距大约仅三百里，快马奔驰，在一日之内就可以到达。看起来晋阳的处境相当危险，但是刘琨相当程度的瓦解了匈奴人的联盟，使得大批匈奴以外的胡人部落不再对刘渊表示效忠。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最终，反而是匈奴人选择了迁都。

　　北方大动乱的风暴还在愈演愈烈，在刘琨的经营下，晋阳城成了一个难得的避风的孤岛。终于，这里人口慢慢聚集，一处传出鸡鸣犬吠之声，远远的，也可以听到一些呼应了。

　　然而，这差不多也就是刘琨所能做到的极限。


　　
　　三
　　
　　史书上称，刘琨长于使远方的人前来归附，但却没有能力安抚和驾御他们。所以恢复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天之内，晋阳城有大量流民到来，也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离开。

　　这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刘琨的名士习气。在洛阳城，刘琨交际的圈子大抵不出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几个身份往往是交叉的）这个范围。即使是到各地奔走游说的那几年，他接触的也仍是朝廷的方面大员。刘琨很容易让这些人感受到自己的魅力，也懂得如何利用他们的心理弱点。但此刻，面对眼前这些来自底层的饥民，即使充满同情心，刘琨恐怕也不免和他们彼此隔膜，缺乏沟通。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尤其致命的是，本质上，刘琨仍然是一个公子哥儿。一旦情况稍有好转，对奢侈生活、音乐还有女人的爱好他就无法克制。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即洛阳沦陷之后的一年，这个局势紧张的关头，他为了一个音乐家而处死了一位重要的将军。这时，连刘琨的母亲都对儿子感到绝望，她说：

　　“你没有深谋远虑，也不能驾驭豪杰，专门想除掉那些胜过你的人让自己安心，还靠什么取得成功？这样下去，我也逃不过你带来的灾祸。”

　　老太太的担忧迅速成为事实。这位将军的儿子为父报仇，投靠了匈奴刘聪，也带去了晋阳的全部军政机密，然后他作为向导，引着汉军杀来。匈奴人的进攻证明了一点：这些年里刘琨没有赢得部下的忠诚。上党太守投降，雁门的乌丸反叛，太原太守和并州别驾则干脆联手献出了晋阳。刘琨仅率领几十个骑士败走常山，他的父母则没有能够逃得出来。

　　其后，刘琨虽然在拓跋鲜卑的帮助下赢得了一次反击，但是元气已伤，他只能将自己的驻地向北后撤一百多公里，驻扎到了阳曲。

　　
　　刘琨身上天然具有一种煽动性，如果机缘合适，他甚至能够让人做出几乎是忘我的奉献。但是和一切煽动一样，这种影响力很难持久。所以刘琨多次制造出希望，最后却都终于没有能够把握。

　　而祖逖，则完全是另一种人。

　　天下分崩，北方大乱之后，汉族人口开始大量的向南流徙。祖逖率领着自己的族人、乡党和宾客也加入其中，希望避难于淮泗。这个角色很适合他，才十四五岁的时候，祖逖就有“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的名声，是个带头大哥型的人物。看起来，祖逖的作风相当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把车马让给老弱，自己步行，药物、衣服、粮食的配给都不搞特殊。但同时，祖逖的领袖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而管理的手腕和谋略，也一样是他的特长。

　　流民的生活极其艰苦，在移动的过程中，能够生存下来的都不得不变成了军队。因为和刘琨前往晋阳途中的遭遇一样，抢劫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加以对抗。

　　乱世中，抢劫者的身份十分复杂，只要稍微有一点实力，大家都可能会干干这种营生。哪怕同是天涯沦落人，也会相逢就抢不相识，——那些实力强大的流民武装，一样也会盯上其他流民的钱袋。

　　祖逖的队伍，就是这种实力强大的流民武装。


　　
　　四
　　
　　根据惯例，正在经营江左的琅琊王司马睿（后来的晋元帝）会找出理由拒绝已经军事化的大股流民过江。但也许因为范阳祖氏是“北州旧姓”，司马睿觉得可以信任，祖逖和他的人一度被允许住在京口。初到江南的祖逖财源紧张，衣服用度都相当寒酸。但是有一天，拜访者发现他那里忽然焕然一新，问起时，祖逖回答的态度十分平淡：

　　“昨夜忽南塘一出。”——昨天夜里去秦淮河南，干了一票。

　　当然，打家劫舍的行为，许多并不是在祖逖的策划下做的，但问题是祖逖会提供庇护。手下的人作案失手落入法网，他就设法将之解救出来，国家的官吏对此毫无办法。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祖逖不可能会对诸如此类的人道主义说教有任何同情。这时他显然只注重军人的拥戴，而他比刘琨更清楚，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拿理想主义的激情感染他们之外，你还需要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祖逖重新渡江北上。今天镇江和扬州之间，长江几乎已经只是一道窄窄的水流，但当时的景象完全不同，这里已经临近喇叭状的入海口，江宽达二十公里，波翻浪涌，气势悲壮。正是在这种气氛下，船到江心，祖逖说了那句千载之下，仍然激励人心的名言：“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很明显，祖逖和东晋流亡政府的主流作风格格不入。祖逖一心北伐，而后者只图偏安，这当然是主要的差别。但那些热衷于谈论世界的本质是否虚无，圣人的人格究竟怎样的高级士人们，更愿意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对老百姓加以盘剥，而不喜欢明目张胆的杀人越货，这可能也是他们与祖逖的分歧之一。

　　
　　翻检刘琨在并州时的战绩，感觉可能相当令人沮丧。胜少败多，并且胜利往往只是在延缓失败，而失败则意味着精兵勇将的阵亡和战略要地的失去。

　　除了南方的刘氏匈奴之外，刘琨东北面的邻居，是西晋的幽州刺史王浚，——此人倚仗鲜卑骑兵，在八王之乱后期的战争中起家。从过去的渊源上说，刘琨和他属于同一个政治派系。当然谁都知道，这点渊源是不可靠的。

　　果然，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少数民族盟友，刘琨和王浚打了一仗，结果是刘琨的族弟刘希被杀，代郡、上谷、广宁三个郡的百姓被王浚掳走。

　　这一阶段里，羯族人石勒正在迅速崛起。刘琨很早注意到这个变化，认为这是情况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他希望能够说服石勒能归顺晋朝。为此刘琨特意找到石勒失散的母亲给石勒送了过去，并劝他效忠王室，建立功业。石勒回报以厚礼，然而回信的措辞则含着讽刺意味：“事功殊途，不是腐儒所能够知道的。”

　　下面这个决定，对刘琨来说差不多是致命的。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石勒准备长途奔袭幽州的王浚。这时刘琨本可以出兵抄略石勒的后路，然而他却按兵不动。原因是石勒在出兵前给刘琨写了一封信，这次没有再说什么“非腐儒所知”，而是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称消灭王浚是为了报效刘琨。于是刘琨大喜过望，他向各州郡公告了这条新闻，以展示自己多年来积蓄的诚灵所取得的成果。

　　可能这条新闻还在传播途中，王浚就已经为石勒所吞并，并且石勒立刻就掉转枪口指向了刘琨。至此西晋东北地区的八个州，已经有七个在石勒的统治之下，刘琨不得不承认，被夹在匈奴人和石勒之间，自己已经“进退唯谷，首尾狼狈”了。但事实也许更糟，因为两股势力的其中任意一个，这时都不是刘琨对付得了的。

　　315年八月，刘琨的军队在襄垣战败，如果不是匈奴人急于集中力量拿下长安，因而主动撤退的话，实在看不出刘琨有什么扭转局势的希望。

　　316年，刘琨被朝廷任命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名义上该管的地盘越来越大，以致听起来很像是一个讽刺。一度，他收编了一支从鲜卑拓跋部流亡出来的军队，看来是恢复了一些实力，但这只是回光返照，十一月，石勒的伏击战术让这支军队全军覆没。

　　从此刘琨只有依附于鲜卑段部，已经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了。好在，就像中国近现代史上某位文人气质浓郁的政治家一样，刘琨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能够伴随着失败，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这一点的精神意义仍是至关重要的，他成为了一个留在北方，精忠报国的象征性存在。


　　
　　五
　　
　　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祖逖的军队和和石勒手下的将军桃豹在蓬陂坞对峙。两军驻扎在同一个大城的两个堡垒里，相持四十多天，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并且，粮食都快吃完了。

　　于是祖逖用布囊盛土，调集一千多人往高台上运送，就好像是运米的样子。另外，单独有几个人停在道边休息，只有他们的担子里，装的是真正的白米。

　　不出所料，桃豹的士兵袭击了落单者。那几担白米让他们误以为祖逖军粮充足，所以失去了战斗下去的勇气。然后，祖逖又成功劫获了对方补给上来的粮食，于是桃豹只有带人在夜幕掩护下逃走。
　　

　　这可能是祖逖北伐的故事中最著名的片段，以其戏剧性而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这种胜利并不是关键性的，祖逖面对的形势仍然严峻而错综复杂。

　　被阻不得过江的流民，当然还有豫州境内原来的居民，都在这一带建立坞堡以自守。依据形势，坞堡组织的领袖一时接受晋政府的册封，一时又依附于石勒。他们彼此之间是结盟还是攻战，也变化无常。除了石勒的后赵政权这个最大对手外，稍有不慎，这些大大小小的坞堡，也都完全可能变成敌人。

　　北伐刚刚开始的时候，看来祖逖并不太善于和这些坞堡主打交道。由于交际不善引发的战斗持续了几乎两年，还有一个本来倾向于东晋的坞主因此倒向了石勒。这时祖逖调整了策略。尽管无法确切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方法，但他确实使几股颇具实力的半割据力量愿意接受他的指挥。对于黄河南岸那些较弱小的坞主，祖逖则显得态度开明。由于他们往往已经把儿子送到石勒那里作为人质，所以祖逖听任他们同时归附晋赵双方，又不时派出游击部队伪装抄掠他们，以向后赵方面表示他们和自己没什么交情。

　　这种富于人情味的做法让这些坞主感恩戴德，从此，他们就成了祖逖在石勒那里的眼线。情报战上的先手，使祖逖在战场上可以接连获胜，他几乎收复了黄河下游南岸的全部地区。出于慎重，石勒停止了在河南的军事活动，于是这里的生产，终于得到了一点恢复的空间。

　　兵荒马乱的年头，这一点点恢复足以使人感念无已。一次军民联欢的酒会上，豫州耆老把祖逖比作父亲，又把当前的形势描述为“三辰既朗”，——大意即是，祖将军庇佑下的天，是明朗朗的天。

　　石勒开始向祖逖示好。他派人修缮了后赵境内祖逖先人的坟墓，又请求祖逖开放边境的贸易。祖逖的回应具有典型的中国式智慧，即不予回应。

　　但这绝不意味着祖逖不同意石勒的建议，他只是不给答复而已。没有许可证的交易结果也相当理想，“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

　　应该承认，《祖逖传》中描述祖逖北伐的胜利，不无夸大的成分。 祖逖去世后不到二十年，东晋一位大臣回顾他屯田的收益，结论也相当悲观。 所以，此时的局势很可能是，祖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但也无力再打下去，暂时的和平与通商，对双方都是最好的选择。

　　宋代明代的士大夫们，对和谈有一种条件反射似的敌意。东晋时还不至于如此，但反感一样是存在的。 公开接受石勒的要求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不满情绪，所以祖逖没有这样做，而宁可选择睁一眼闭一眼的方式。这样即使被追究起来，也无非就是渎职，——而对于晋政府的官员来说，恐怕很少有比渎职更普遍和微不足道的罪过了。


　　
　　六
　　
　　刘琨一直看好祖逖行政、用兵的才能，听说祖逖被任用时，曾经写信给自己的亲朋故旧说：“我枕戈待旦，立志枭平逆虏，常担心祖逖抢在我的前面。”

　　但他没有机会跟祖逖竞争了。甚至于，刘琨没有能够看到太兴三年（320年）祖逖所取得的北伐以来最大胜利。在此前两年，刘琨已经遇害。

　　刘琨一直和鲜卑部落关系良好，曾在战场上多次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失去阳曲之后，他远走幽州蓟城，投奔了鲜卑人段匹磾。刘琨仍然保持着他诗人特有的乐观，他热烈的设想着怎样在河朔地区为朝廷立功，怎样用晋元帝赠送的名刀，亲手割下刘聪、石勒的头颅。但是鲜卑部落内部从来都不是稳定的，最糟糕的是，刘琨的儿子卷入了他们的内乱。

　　段匹磾很尊敬刘琨，应该说，这个鲜卑人是一个正直的好人，然而他不是圣徒，他不能不顾虑别人利用刘琨的号召力来生事，那对他将构成致命的打击。

　　刘琨预感到自己非死不可，于是写下了这样诗句：
　　
　　握中有悬璧，本是荆山球。
　　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滨叟。
　　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
　　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
　　重耳凭五贤，小白相射钩。
　　能隆二伯主，安问党与仇！
　　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
　　谁云圣达节，知命故无忧。
　　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颂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诗的题目是《赠卢谌》。后来这首诗令许多读者感动不已，尤其是最后几句更被反复传唱，然而当时它却并没有打动获赠者。卢谌诚惶诚恐的回答说：“这诗里有帝王的大志，不是做臣子的所该说的话。”

　　卢谌是个庸人，刘琨应该也是知道的。大概是这个时候他太想找人倾诉，但却实在找不到人了吧。

　　反复犹豫之后，段匹磾终于还是动手了。刘琨是被绞死的，根据汉人要留个全尸的观念，这是一种很厚道的杀人方式。

　　不厚道的是东晋的执政者。段匹磾的实力还很强大，他之所以效忠朝廷，完全是出于个人的道德感，朝廷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控制得了他。所以东晋方面害怕因为纪念刘琨而得罪了段匹磾。最终，经研究决定，中央政府顾全大局，没有为刘琨发丧。


　　
　　七
　　
　　三年后的某个夜晚，祖逖仰望天空，他看见豫州的分野上，突然多了一颗妖异的星星。祖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说：“这是为我出现的吧。”

　　这一年七月，朝廷任命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也就是说，是祖逖的顶头上司。河南地已经恢复，现在要有人来过江摘桃子了。

　　何况，戴渊是江南本地人。在北方，他没有故土，没有先人的坟茔，没有对童年的记忆，也没有失散或死难的亲人和朋友。这样的人对光复中原历来最不热衷，安排戴渊来担任上面这个职务，朝廷的政策意图，也可说是太明显了。

　　祖逖已经病重，糟糕的消息还在不断传来，荆州的王敦和晋政府的矛盾正在不断激化。一旦发生内乱，要对外进兵那就更不可能。祖逖不太瞧得起王敦，但现在他已经没有力气像当年那样对王敦的人瞋目厉声大喝了。他的最后一点精力，只能留到营缮武牢城的壁垒上，他知道，一旦自己不在，后赵的军队就会杀来，豫州百姓平静的生活，将就此结束。

　　很多人都看见了那颗奇怪的星星，对朝政的不安使他们得出了同一个结论：今年西北大将当死。

　　九月，祖逖去世，豫州的百姓哭之如丧父母。谯、梁两地，更是为之立祠祭拜。自然，那些当年遭他劫掠的流民的冤魂，已经无人过问。

　　当祖逖最初冀图北伐时，晋政府只给了他一千个人的口粮，三千匹布，没有士兵，没有兵器盔甲。没有那肮脏的第一桶金，祖逖只能一事无成。他转型得非常及时，局势稍微安定，他就变成了一个勤政、廉洁而又公平的地方官员。或者不得不承认，当时那种情况下，道德上也许有人可以比他更高，但那几乎注定是空洞的崇高。事情，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了。

　　有时，想到这一点，不免使人心头发堵，或者对历史产生更悲观的感想。所以，我还是宁可把下面这个场景放到文章的最后。

　　
　　晋阳城被重重包围，城中窘迫无计。于是，刘琨乘月登楼清啸，城外的人听见，都不禁凄然长叹。月过中天，刘琨吹奏胡笳，悲凉激越的音乐中，胡人骑士们开始流泪，乃至低声啜泣，每个人心头，都泛起故乡大漠的风光。等到天将黎明，刘琨再次吹起胡笳时，他们都忘了战争，纷纷拨转马头，绝尘而去。

　　这一段出现在《晋书•刘琨传》中，却没有被收入《资治通鉴》。司马温公是一个平实严谨的历史学家，大概，他不能想象会有如此传奇性的事件。

　　但如果这是事实，倒也并不难以解释。战争和仇恨使人变成野兽，变成杀戮机器，然而总是这样，当兽化达到顶点的时候，人也会变得无比脆弱。灵魂深处有某个点，在那里，他将一触即溃。

　　清啸吹笳，并不是为了退敌刻意制定的一个策略。刘琨只是累了，感到厌倦，他需要一个空旷的地方，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去宣泄一下情绪。他走上城楼，这时他的眼中没有敌人，也没有听众。

　　于是，刘琨吹奏出的旋律，就轻轻敲打在这个点上。

　　晨光熹微，胡骑的身影，在烟尘中渐渐隐去，刘琨缓缓放下手中的胡笳，他还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没有发觉城外的变化，只觉得心里柔软到了极点。

　　我还记得，在高中历史课上，当老师要求我们把五胡十六国的名字都背下来的时候，教室里响起了一片哀叹之声。幸好，这些一闪而逝的国家的帝王姓字名谁，没有被作要求。即使当时有积极的同学背过几个，现在想必也忘得一干二净。没有什么比为了考试而记忆的东西，遗忘得更快的了。

　　所以，我不能肯定，有多少像我这样只是喜欢随便翻翻书的人，会熟悉石勒这个名字。

　　石勒是五胡中的羯族人，十六国中后赵的建立者。我想过，石勒的生平是不是也适合被改编成电视剧之类的东西。结论当然是不。石勒出身卑贱，曾被人贩卖为奴隶，而后来成为了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君主，这样的故事的确足够传奇。但是，他毕竟没有成为天下的共主，还不足以被放置到盛大的权力中心来供观众们神往。而且，后赵的历史也远不够长，他的史官还来不及把石勒发迹前的种种劣迹涂抹得不着痕迹，所以，这个人物也远远达不到电视剧主人公所应有的正面标准。

　　但也正因如此，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松一些。吕思勉先生曾经花过很大的心力证明，无论是反秦还是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的屠城记录未见得比项羽少。而浏览石勒的生平，则不必有这样的曲折，我们可以大致清楚的看到，这个后来几乎有点开明君主面目的人，本来是怎样一番模样。


　　
　　一　乱世的法则
　　
　　西晋末年，战争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到全国。正规军很快面临兵员不足的问题，王爷和将军们便四处抓起了壮丁。汉人固然要抓，至于那些已经内迁至汉人居住区的夷狄，既然非我族类，抓起来就更加不必受到良心的谴责。

　　石勒就是这无数夷狄中的一个。

　　在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当中，羯族最为弱小，血统上又和汉人悬隔最远，高鼻深目的模样怎么看怎么透着古怪。石勒和他的族人无疑是受尽了压迫。根据我们所习惯的某些故事叙述的套路——比如《勇敢的心》里梅尔•吉布森那样的，——石勒将会成为一个反叛者，率领自己的族人发动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

　　但这是英雄的逻辑，那时的石勒却更像是个奴才。我的意思是，谈不上野心，但充满了欲望。奴才要争取的，也就只是让自己日子过得比现状稍好一些，然而为了这个，他比一般人更不介意践踏道德的底线。

　　石勒显然认为，相比站在自己穷苦的同胞一边，还是为有权有势的汉人出谋划策更加明智。他找到一个叫郭敬的有势力的汉人，对他说：“现在一片饥荒，守穷没有出路。胡人们没有东西吃，应该哄骗他们，说将要率领他们去冀州糊口，趁机把他们抓起来卖掉。”

　　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精彩的创意。遗憾的是，有人比他行动得更早，规模也远远要更大，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这位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有和他同样的构思。于是，在前往诱拐自己的少数民族兄弟的途中，石勒被戴上了枷锁，然后从并州被卖到了冀州。

　　这次失败并没有让石勒改变自己的努力的方向，——投靠一个主子。他先是设法结识了一个叫汲桑的马场主，靠汲桑支持的力量来打劫过往的客商和附近的其他养马场，再用抢来的东西讨汲桑的欢心。和汲桑的马场一样，附近的那些养马场也是西晋的国营单位。但在这整个国家机器濒临崩溃的时代，执法部门不可能还顾得上来制止这些不正当竞争。

　　这个过程里，石勒自然体现出了他的才能。但据常理推断，应该也只是那些属于黑道上好汉的勇猛、嗅觉和手腕，主导着事件进程的无疑还是汲桑。政府官员扶植黑社会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样的年头，想必不会是什么稀罕事。

　　局势越发的乱了起来。晋朝的皇帝被权臣从洛阳挟持到了长安，这无疑为地方上的各路势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在讨伐乱臣的名义下，可以明目张胆的扩大地盘和扩充军队。这个时候，汲桑当然也只是小人物，他需要抱上更粗的大腿。于是，石勒追随着汲桑加入了某一股势力，并卷入战争之中。在这支军队里，很多人是囚犯和山野里的亡命之徒，石勒不是军事天才，不能把这些人改造成训练有素，军纪严明的部队。但是凭借着因对死亡的恐惧而激发出来的凶悍和残忍，已经足以取得很多胜利。不幸的是，他们的对手每每具有同样的心理，所以很多时候，失败也不可避免。

　　然后，就是逃亡和寻找一个新的主子。

　　在《晋书•石勒载记》当中，记录了石勒身上的很多奇迹，以暗示石勒后来的成功是天命所佑，早已注定。这种粗劣的神秘主义手法，自然会为今天的读者不屑一顾。除此之外，说石勒很早就有了要建立自己的功业的想法，也一样不是让人可以轻易信以为真的结论。

　　投靠郭敬，投靠汲桑，投靠张　都，一直到后来追随匈奴的刘渊，石勒总是在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主人。与其说这个过程，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野心而准备的漫长的隐忍负重，也许倒不如这样看：在这样的乱世里，似乎只有这么做，才能为生存赢得起码的安全感。石勒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总能在适当的时候，抱上他当时所能抱到的最粗的大腿。

　　再然后呢？不要忘了，乱世的诸多法则里永远有这样一条：这个年代里不但有诸多异常惨重的失败，而迎来的成功之巨大，有时候连成功者自己都猝不及防。


　　
　　二　两个文人
　　
　　这里想岔开说两句新中国的主流通史。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石勒是受尽苦难的羯族小帅和农民。因为他受尽苦难，养成了强烈的破坏性和报复性，也养成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

　　等再看白寿彝那套书的时候，就会觉得能这样谈论苦难和性格的关系是何其可贵。也许范的书是更多一些那个时代的偏见，但若是书中频繁的出现类似这样的表述，“石勒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上他的好学，见识大为提高，特别是提出了统一的愿望。”这恐怕更不免令人惊疑。

　　事实上，即使手下的军队已经扩充到数万乃至十余万人的规模之后，石勒仍然保持着早先的流寇作风。他的军队在华北大平原上游荡，并且两次冒冒失失的闯入了江汉一带。即使攻下了邺城，这个从曹操开始就大力经营的繁华都市，石勒也只选择大肆烧杀掠抢之后弃之而去。

　　石勒的流动势力引起了晋朝名将，也是白衣如雪的诗人的刘琨的关注。在一封进行和平试探的信件中，刘琨指出了石勒的缺陷，——“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

　　刘琨的统兵才能远远不能和石勒相比，他的征兵点曾创造过一天内数千人投奔，而同时又有数千人逃亡的纪录。这样的客流量也许会令一个旅游景点的老板满意，以一个将军而言却简直失败到家了。但这并不影响刘琨在高屋建瓴的战略规划上比石勒更有眼力，或者，这就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刘琨和文盲石勒的差异之处。

　　在石勒奠定基业的过程里，真正引人注目的读书人有两个。一个是张宾，他是赵郡中丘人，远离魏晋的文化中心洛阳，当然也就没机会接触到那时最时髦的玄学 。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知识构成和气质，都还接近比较传统的儒生。

　　这个说法也许会有人反对，因为张宾去投奔石勒的时候，选择的方式是提了一把剑堵在军营门前大喊大叫，这个姿态十分豪侠。不过，觉得儒生文弱至少在那时是个错觉。西汉讲诗经的大师辕固，七老八十的时候还能一矛刺死凶悍的野猪；东汉的士人们遵照《礼记》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原则，都讲究如果父亲遇害不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最好亲自动手一剑把仇家给宰了。所以，不妨认为横剑在手是传统儒生的几个典型造型之一。

　　《晋书》把《张宾传》附在《石勒载记》之中，可见张宾对石勒影响之深。在他的身上，堆砌着“机不虚发，算无遗策”之类的诸葛亮一级的人物才能享用的形容词。据说，石勒能够成功的关键性决策，都是张宾的功劳。而在张宾早死之后，石勒看着手下的谋士，则流下了曹操哭郭奉孝式的眼泪：“右侯（张宾）舍我而去，让我和这些家伙谋划大事，老天不也是太残酷了吗？”

　　
　　对我们这些一般读者而言，另一位文化人的名声，显然要比张宾要大得多。因为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已经反复领教了他的事迹。比如，他官居晋朝太尉，是大美男子，手拿白玉柄的麈尾，手的颜色和玉柄没有分别。他还很清高，觉得谈钱真是耻辱，只愿意用“阿堵物”来称呼这种肮脏的东西。

　　这个人就是王衍。

　　《晋书》写石勒和王衍之间的遇合，采用了一种博尔赫斯式的精心布局。在故事的一开始，石勒还是一个卑贱的小贩的时候，他曾有一次倚门长啸。魏晋人的“啸”不是大喊大叫，而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口哨，大世族大名士的特权。石勒何以能够掌握这项专利技术不得而知，但是这啸声却引起了真的大世族大名士王衍的注意。王衍说：

　　“刚才那个胡人小子，我听他的声音包含着雄奇的志向，恐怕将成为天下的祸害。”

　　王衍吩咐手下人去把石勒抓起来，但是为时已晚，王衍也就没有继续追究。而到了两人第二次碰面的时候，情形已经全然不同。

　　一支晋朝军队，名义上是来讨伐石勒的，不过真是目的不过是逃出洛阳这块是非之地，所以王衍之类的文化精英也混迹其中。偏偏东进的途中，领兵的王爷病故，于是王衍反而被推举为全军主帅，——好歹，他还一向顶着太尉这个全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头衔。

　　这样的部队人数再多，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所以石勒率领着他的部下展开了一场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显得触目惊心的屠杀。二十万人陷入了石勒骑兵的包围圈中，在如蝗的箭雨中束手待毙。最终尸体堆积如山，只留下了几位王爷和王衍等朝廷高官的性命。可以想象，这样大规模的屠杀必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王衍一直处身于这个修罗场的中心，死亡的气息重重包围着他，但始终就是不发动最后一击。

　　经历了这样的煎熬之后，王衍被带到石勒面前。

　　石勒问王衍晋朝衰乱的原因。

　　王衍称自己从小就是不管世事的，（所以不知道原因所在）。

　　石勒好像跟王衍聊起了一些兴致。

　　王衍劝石勒称帝。

　　石勒发怒说：“你的名头传遍天下，身居重任，年纪轻轻就在朝廷里做官，一直到现在头发也白了，怎么能说不管世事呢。使天下破坏到这个地步，正是你的罪过造成的！”

　　终究，石勒觉得动刀子杀王衍这样的文化人是不人道的，便选择了把他和他的同伴赶回房里，半夜里推倒屋墙压死的办法。

　　王衍临死前对身边的人说：“呜呼！我们虽然不如古人，但如果一向不是崇尚浮虚的玄学，而是同心合力以匡正天下，还可以不至于到今天的地步。”

　　
　　出于对故事的偏嗜我把这些内容抄录了下来。要是换作一个认真读史的人，则上述内容所包含的全部信息只有一点，即王衍死于石勒之手。石、王二人早年的遭遇过于传奇不足采信（何况一些细节明显的不合情理），王衍临死前的低语怎么流传下来的也令人怀疑。史书会写成这样的原因，只不过是唐代的著史者相信，王衍作为清谈领袖该为那个时代的崩溃负责。——这个判断想必今日仍会受到欢迎，毕竟文人气质介入政府行为将会造成遭难，这是托克维尔以来诸多学者反复提醒我们的自由主义精义之一。

　　所以，著史者不但要借石勒之口坐实王衍的罪过，还需要他亲口忏悔。这种环环相扣的故事当然比靠理性分析推出的结论有感染力多了。正像张宾在石勒政权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我们也无法断言。毕竟史书是儒生写的，儒家精神，一种不容质疑的历史政治学说才是建构社会和谐的基石，这是我们的史书的基本信仰所在。


　　
　　三　刘邦的粉丝
　　
　　石勒对历史很感兴趣，可惜不识字，不然很可能也会有一部类似《×××点评二十四史》之类的作品流传下来。我读到的几乎所有写到石勒的文字，都会照录他和群臣之间的这么一段对话：

　　在后赵的势力达到鼎盛的时候，一次宴会上，石勒问身边的大臣说：“我能和古代的哪一等开国君主相比呢”？

　　做臣子不会放过这样拍马屁的机会，于是回答说：“您的神武筹略超过汉高祖刘邦，雄艺英武胜过魏武帝曹操，禹、汤、文、武以来无人可比，大概仅次于轩辕皇帝了吧？”

　　石勒大笑说：“人怎么能没有自知之明呢？你的话也太过分了。我如果碰到汉高祖刘邦，应当北面侍奉他，和韩信、彭越辈争先而已。如果碰到光武帝刘秀，那就要和他在中原并驾齐驱，不知道鹿死谁手。大丈夫做事应该磊磊落落，绝不能像曹操、司马懿父子那样，欺负人家孤儿寡妇，狐猸以取天下。我的才能，应该在刘邦、刘秀之间的样子，又怎能与轩辕皇帝相提并论呢？”

　　
　　这番话说得非常漂亮，有一种现代政治家在闪光灯前的从容得体。既流露出恰到好处的自负，又展示了自己在历史方面的见识。不过，令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石勒对刘邦、刘秀的评价问题。

　　前后汉两位开国君主孰优孰劣，还在汉光武刘秀创业的时候，就已经被议论纷纷。当然，这种比较是永远不会有结论的，不过石勒更推崇刘邦，倒是毫不出意外的事情。

　　太史公是太了不起的作家。不管是出于实录还是塑造的才能，总之，《高祖本纪》里刘邦的形象，尽管不招文人、小资的喜欢，但却毫无疑问的为后来没文化的成功者提供了一个样板。众所周知，石勒之后，还有一位远远要更成功的帝王对刘邦推崇备至，那就是明太祖朱洪武皇帝。

　　刘邦不读书而照样成就大业，这真让文盲、半文盲的石勒、朱元璋们感到既亲切又兴奋。刘邦的欲望常常不加掩饰，他的一些虚荣心在较有修养的人看来，也属于毫无必要（比如为了父亲当年说他不如二哥会挣家当，当了皇帝之后，他还一定要在老爸面前出这口气），这也是很有人情味，或者说“很人性化”的。刘邦常常残忍无情，但这种辣手中又仿佛总是包含着统筹全局的智慧和当机立断的果决。这想必也会令后来的成功者们觉得，自己的狠辣手段也得到了美化，并且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相比之下，刘秀秀美、阴柔、隐忍，甚至看起来有些畏缩，直到一向被视为偶像和保护人的兄长死去，才在毫无退路的绝境下一瞬间爆发出烟花般灿烂的才华。这样的人格普遍存在于今日坊间流行的日本漫画的男主角身上，也许会更受小女生的追捧，但对石勒、朱元璋这样的粗鲁汉子而言，却实在太不着边际了。

　　
　　古人的习惯，他说什么什么事情，是自己所不能做到的，其实往往倒正是在说自己的志向所在。石勒多少也沾染上了这种汉人习气。他讲自己要北面侍奉刘邦，其实倒正是在说，自己要拿刘邦作为榜样。

　　石勒把武乡的老家老人和故旧接来，按照年纪排定坐位，谈论平生。这时，石勒发现当年和自己争夺沤麻池经常打斗的老邻居李阳没来。石勒说：“李阳，是个壮士，为什么不来呢？当初打斗是老百姓的仇恨，现在孤正要在天下树立威信，怎么会和匹夫记仇呢！”于是马上派人把李阳请来。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石勒抓住李阳的手臂说：“孤往日吃足了你的老拳，你也饱尝孤的毒手。”于是重赏了李阳。

　　石勒传令说：“武乡，就是我的丰沛啊。我死了之后，魂灵也会回去。免除那里三世的赋税。”

　　“道旧故为笑乐”，“魂魂犹乐思沛”，“复其民”，一连串几乎一模一样的细节。即使石勒话里没有明确把武乡和丰沛对照，这个场面也无疑会被当作高祖还乡的一次模仿秀。

　　《晋书•石勒载记》富于文学性，对石勒生活细节的记述更多于后赵政权的基本国策。这使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很多事情上，石勒都或自然或刻意地在展示一种粗鄙无文而恢弘有大度的气质。然后，刘邦毕竟作出了一个提示：等到天下大体安定之后，你可以在心里看不起和提防文化人，但大面儿上，总得尊重和任用他们。这个方面，应该说是石勒学习得最好的。石勒在局势粗安的时候兴办学校，并亲自给学生们考试，——一个文盲怎么点评经生的卷子颇令人好奇，可惜这些细节史书都阙如了。

　　下面这个例子也是常被提起的：

　　石勒召见樊垣，见这位大儒衣冠破旧，大惊说：“樊参军怎么穷到这个地步？”

　　樊垣生性诚朴，不加思索回答说：“刚才碰到无道的羯人强盗，把我家财抢尽。”

　　石勒大笑说：“羯人强盗暴掠别人竟到这个地步么？我来偿还你吧。”

　　樊垣（忽然意识到怎么可以在眼前这个羯人大头子面前说羯人的坏话呢，何况后赵的法律规定，对羯人只许称“国人”，根本就不能提“羯”字）非常恐惧，叩头哭着认错。

　　石勒说：“我的法令是防禁俗士的，不关你们这样的老书生。”于是赏赐樊垣车马衣服钱三百万。

　　当然，实际上还有多少儒生也遭到了羯人的抢劫但并得不到石勒的召见是经不起追问的。正如刘邦实行着叔孙通的礼仪，听人诵读着陆贾的《新语》，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废除秦代不许私人藏书的禁令一样。

　　
　　刘邦对石勒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在立储问题上。石勒的太子石弘，从小跟汉人学习儒家的典籍，是一个性格柔懦的文学青年。对此石勒并不是没有疑虑，这时，大臣徐光劝他说：

　　“汉祖以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圣人之后，必世胜残，天之道也。”

　　石勒因此而“大悦”。如果真是这句话让他继承人有了信心，那他对刘邦的态度，也真是只有用“粉丝”来形容了。

　　然而，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石勒学汉高，终究没有学个十足。至少，大肆屠戮功臣一条，他是绝没有做到，——天下未定的局势由不得他这样做。正是因此，石弘开创不了汉文帝那样的治世，结果倒更近于明朝的建文帝了。

　　石勒死，不久后，中山王石虎篡夺了帝位。石勒的帝国的寿命，不但比不了高祖光武，连他所瞧不起的曹操和司马懿、司马昭，也都胜过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