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jrj.com 2007年03月25日 15:10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 刘溜/文
沈公如今年方76，仍然精力过人，一脸天真顽劣，四处吃喝玩乐。他最高兴和最讨厌的事情莫过于，在公交车上碰到年轻人给他让座。“让座我感谢他，我高兴，可是实在是火冒，我有那么老吗？我不是二十八岁嘛！”他作出气鼓鼓的表情，言未毕自己已笑不可遏。
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馆是沈公跟人约会的老地方，他把采访、聊天、谈事情等统称为约会。在那儿碰见他过去的老同事，那位女士笑，“沈公，你又来约会啦！”
沈公笑嘻嘻地，“大小姐要走了，我舍不得怎么办？”
他说话就是这般不太正经，貌似玩世不恭，实则诚恳有加。他颇有绅士风范，凡女性则必称“小姐”、“女士”，凡男性则必称“先生”。
他的“吃心”始终不改，对他来说，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他热衷于跟作者在饭桌上谈论约稿和出版的事，在吃喝中跟各路作者建立起革命情谊。问他最近发现了哪家好吃的饭馆，他马上答，石库门餐馆，上海菜。
“我昨天刚约了位小姐上那儿吃过”，他故意卖个关子，像在透露一桩极重要的秘密，“不妨告诉你，就是章诒和小姐啦。”
这位自居为“不良老年”的老头儿，据说是出版界惟一被人尊称为“公”的在世人。他主持《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十年，“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梦想”，读书界和出版界皆奉他为灵魂人物。
他要了杯咖啡，再将自身经历娓娓道来：三岁丧父，十三岁即入上海店铺当学徒，沉默寡言的少年，在不幸的处境中挣扎，奋斗。
他更喜欢说起自己得逞过的种种小聪明和阴谋诡计，看他说得眉飞色舞，得意非常，细想之下，才惊觉这些小把戏的背后无一不是辛酸和不得已，他却一再说自己很幸运，一副宠辱不惊、跌宕自喜的样子。
沈公从说话到骨子里都是自由主义者的风度，宽容豁达，温和谦逊，即使讽时刺世，也发之于诙谐幽默；提及曾骂过他的朋友，他也是完全理解，毫不介怀。
他反对直接的说教。他自己说话也确乎含蓄有致，点到即止，话语中当有深意存焉。 我非常熟悉社会的底层 我爱好吃跟小时候有关系，我在上海的金店里伺候过人家吃饭。1945年3月我进金店当学徒，十三岁多一点。
我有点小聪明，大聪明没有啦。1945年9月抗战胜利了，美国水兵来到上海，码头上有上海的妓女，她们跟美国水兵好了后，就叫人家买首饰，于是到我们这种店里来。店里的学徒全是老板宁波本村里农民的子弟，最多小学毕业，而且是乡村的小学，那帮小孩看见洋人就害怕。我在上海念过一年的初中，从小学起都是在英国人的学校里读，所以我跟洋人能交往。我当时的英文并不好，我经常形容自己只能讲到eleven，十二都不会讲。可是我会招呼他们，用美国总统的名字称呼他们，“Hi，Mr.Truman（嗨，杜鲁门先生）”，“Hi，Mr.Roosevelt（嗨，罗斯福先生）”。对方听了很高兴，买卖很容易做成。
老板对我很器重，没多久就变成管账的了，在金店里管账是很重要的，管金库的钥匙。
1947年局势变动，为遏制通货膨胀，蒋经国到上海禁止黄金买卖，这个店从此停业，店员全部遣散，只留下我和一两个店员。老板喜欢招待客人，就利用这个店时常招待朋友，三教九流都有，我就经常侍候他们吃饭、赌钱。我之所以做出版跟这段经历也有关系，因为客人中间有文人，还有不少是党的地下工作者。
其中有位李俍民先生，他的父亲是上海很著名的地产大王，可他参加了新四军。他后来是有名的译者，翻译了很多书，最有名的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而且他只翻译革命书籍。当时我要求到解放区去，他们说你不用去了，快要全国解放了。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名义上是吃饭赌钱。
我一直待到1951年。这个店的所在地是一个非常奥妙的地方，上海话叫做老西门，是租界跟中国地界的交界处，这一带可以说是藏垢纳污，有大量的赌场和妓院。那里的妓院可能是上海比较低级的妓院，名字很怪，叫咸肉庄，大概是因为妓女是出卖人肉的，故得此名。
所以本人在这种环境里生存六年，什么事都见过，什么人都见过。我非常熟悉社会的底层，懂得吃，懂得汽车，我不会开车，但会看车子的牌号，来判断车里是什么样的人，是大财主还是小财主。
1947年金店停业后，我才有时间念书。我上夜校，一天要上两三个，从下午五点就开始有。六年里上过的夜校有十四个。过去上海的夜校特别发达，这得感谢黄炎培先生，我的店不远就是黄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我开头学英语，学会计，花很长时间学无线电，学会了发电报。上海还有一个好处，公园里有学问很好的老先生在那儿教书，那个时候教的是古文观止，还有英语，早上五六点就在公园开讲，完全免费，你坐下来听就是，也不考试。早上公园，晚上夜校。
有一位失意的官僚是汪伪时期电影局局长，叫刘硕甫，汪伪下台后，他是汉奸嘛，可是也没有惩处他。他们赌钱，我就把烟酒茶都准备好。他们赌的时候，我在旁边做我的作业，几何、代数，特别是练大字，念古文观止。刘先生是国学专家，他赌钱赌累了就过来指点我念古文、写字。我还学了俄语，跟李俍民先生俄语、英语都有交流。
夜校是要交学费的，店里没有收入了，我就另谋收入。很重要的收入是给别的企业老板造假账（笑），我学过西式会计，其他伙计都只会忠实地记账，但我知道怎么做资产负债表等等，一直做到1951年。
那么多店员就我一个人是上学的，他们赌钱呀嫖妓女呀，都很方便。我那个时候老实巴交，不多说话，什么都闷在心里。
老板对我挺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我最后要走了，1951年我考取了人民出版社，他说你要不走的话，我早就想把你留下来做我们家的女婿（笑）。我没留下来，一心要参加革命，那个行业明显没前途了。
命运扭转 1951年，我从上海来到北京。刚到出版社时那些知识分子的话我都听不懂。先是做校对，做了三十个月。校对人员都不安心，我不一样，我在上海上的这种大学大家最瞧不起，就像现在的民办大学，上海人叫野鸡大学。我是假装安心，可是我这个假装安心的人走得最早。
那段时间我是很刻苦的，当时处境太差了，我得挣扎，得奋斗。从十八九岁起一直在学，走路睡觉都在学，白天校对那么辛苦，晚上还要翻译俄文书。1953年我大病一场，肺结核，神经衰弱。
我的病治好全靠一种叫“小周天”的气功。1954年我到上海去治病，碰见一位气功老师蒋维乔，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鼎鼎大名，很了不得。他当过北洋时期的江苏省教育厅长，我见他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在二十年代就提倡气功，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静止，毛主席当时用笔名“二十八画生”，写了篇反对他的文章叫《体育之研究》，毛主席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
他这气功最主要的是告诉你要静止，不但身体，思维也要静止。其要诀就是意守丹田，破除我执。他实际上是教一种思维方法，思维的马在适当时候得收住。
我觉得非常受用。我那时太相信科学了，我认为人要睡眠八小时，比如我睡了六小时37分，我算了下，还要一小时23分才能睡到八小时，明天还要上班，我很着急，越这样我越睡不着。学了以后你根本不去想这些事，你就意守丹田，你就睡着了，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有次到中关村，我打个的，在车上我估计能睡二十分钟，就睡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正好到了。就这样从科学走到不科学的路上。
这办法还有一好处，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我能够想得开，我对政治运动的态度是，略后一步，不超前，文革我都是这么过来的。
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过后，就是杨绛的小说《洗澡》描述的那个时候。高级知识分子管这运动叫“洗澡”，我们小知识分子用了一个很露骨的名字，叫“忠诚老实运动”。我当然忠诚老实，于是交代了我的卑污的历史，包括做假账的事。1954年年初，单位的人事部门通知我说，“你回上海去吧，你这个情况不适合留在我们革命出版社里”。
恰好这时我翻译的书出版了，是关于苏联的出版工作的，我很会取巧，因为我翻译的东西是别人不会去翻的。我还发表了介绍苏联出版经验的文章。我们社领导看到了，他叫王子野，于是我留了下来，成为他的秘书。接着我被评为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没多久入党，之后支部书记又给我介绍了一位太太，就是现在的老婆。命运全部扭转了。
文革有惊无险 六十年代后，我就很受重用了。中央反修正主义，在中宣部设立反修小组，我号称懂几种外语，被借调到那儿新成立的一个机构——外国学术政治著作办公室，得以认识很多知识阶层的名人。
当时党内有个方针叫“废物利用”，找那些右派，让他们翻译书。最有名的“废物”就是八十年代成为我的精神导师的李慎之，当时他是新华社右派改造队的队长，原来是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爱说话。还有一位是董乐山，也是新华社的。
北京有个清河劳改农场，农场里有好多右派，我们去那儿找他们翻译书。董乐山等人还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农场里大多数人都不准用，那要判刑的。他们共同的笔名叫何清新，把清河颠倒过来，意思是清河农场里改过自新的犯人，必须用这个名。你看现在商务印书馆有好多书署名叫何清新的就是他们。
我不能直接见他们，找农场头头就行了，有专门的机构——北京编译室做这事。李慎之他们翻译的第一本书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之后又译了很多书。我在外国学术政治著作办公室待了好几年，认识了好多人，有新华社的一大帮人。改革开放后又见上，他们都变成领导了。
文革我也受冲击了，原来的社领导被打成了走资派，我是他们的秘书，当然就是红人了。走资派不是要游行嘛，游行队伍的前面由我来敲锣，造反派说我做的工作就是给他们鸣锣开道的，所以我打了个锣，他们戴高帽子。那是1966年，6月18号，贴了张大字报，列举我的罪状。
向后看 我从1954年后就学会了慢一步。我既然文化水平不高，上面又没有路子，就只有慢一步，讲得不好是投机。无论哪方面我都没有很高的要求，平安过关就可以。所以八十年代我编《读书》以后，方针就比较平和一些，没有像我的前任那么激进。
我编书编杂志喜欢用的方式是：提供有关的材料，让读者引起种种想像，由此产生了某种想法，如果这想法是反动的，那是他本人的，与我无关，我并没有告诉他。我们的任务是提供information（信息），千万不能耳提面命，不能提着人家的耳朵说，非这样不可，否则便是不革命。那干嘛呢，我们没有这个责任这个义务。因为这个我经常受攻击，到现在人家还说，你是保命吧。但我相信明眼的人看得出来，我提供的信息是有倾向性的。
我主持三联书店期间做的几本很得意的书，一本是房龙的《宽容》，印了十五万，一本是《情爱论》，印了一百二十万。
这要感谢李慎之先生，李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念，叫做向后看。改革开放后大家都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学术界都在向前看，看到西方最近在搞什么，我们得赶紧跟上去。可是李慎之告诉我，你不要向前看，而要向后看，因为我们落后，我们走的是西方走过的路，人家商品经济已经搞了多少年了，我们才搞多少年，商品经济引起的种种问题人家都经历过了。
我受此启发，很耐心地去研究巴金以及他同时代的人过去翻译的东西，他们都是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当时为了探寻中国的道路去找西方的书。我先翻印巴金的书，后来找来原文请人翻译，才发现房龙，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我懂俄语，俄文的东西我直接看，忽然之间看到一本俄文的书《情爱论》。赫鲁晓夫时期的特点是体制还没有变，可是思想已经解放了。这本书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按照唯物主义观，爱情的物质基础就是肉欲，否认肉欲来谈爱情就是禁欲主义，表面上非常马克思主义。我看了大为高兴，因为我早就发现，在性爱问题上的解放通常要比社会解放慢半拍，我感觉当时中国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呼声，就立刻找我同学翻译过来。结果印了一百二十万，可见有多么大的社会需要。
根据向后看这个观点，我很重视1949年后的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是海外著名文人主持的，其中包括董桥。他的书都是国外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书，宣传自由主义思想。
我于是跟这家出版社取得联络，把他们的书拿过来，叫《美国文化丛书》。中间还有个小阴谋。这家出版社的资助人说他们可以资助我出版那些书，但中国的出版社当年是不接受资助的。于是我说，那就变通一下，由你来购买我专门为你们制作的精装本吧。比如出了《美国读本》，我卖给它一千本精装本，按照美国市场价给它书，美国精装本很贵的，算下来是一万美金。所谓精装本，不过是给平装本套个精装封面罢了。这些书我不但不付稿费版税，还能净赚一笔美金。
理论界现在还在谈起的一本书《辩论》，是我退休后介绍给别的出版社出的，讲的是美国刚成立时国会辩论的情况。易中天很重视这本书，把它的资料变成另外一本书，出了不少力。当年大家连《独立宣言》都没看过，后来江主席发言都讲“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说明江主席都看过，你们干嘛不看。
那真是一个解放的、开放的时代 当年《读书》的主张是陈原老总主张的，我觉得很受教益：要有思想性，要有启蒙，可是绝对不能说教，而是要有可读性。他认为文章要短，不能超过三千字，后来我接手后改为不能超过五千字。当年像金克木、张中行写的文章的确是，又有思想解放的内涵，又不是说教。正统的、非正统的观点，都不能说教。那时我们不登论文的。
可读的标准呢，叫卧读，能躺在床上读，我们没讲坐在马桶上读，实际上包含了这个意思，不是正襟危坐的，很可能在很嘈杂的环境中看。
大家说当年的《读书》如何如何，其实不是我们有能耐，而是我们当年形势有利，多年不开放，大门忽然敞开，金克木、张中行、钱钟书这些老知识分子憋了很久，第一次得到讲话的机会，金克木简直有写不完的文章，他说你们一个月才发我一篇，我一个月至少写四五篇。找金克木去谈事，在门口已经握手告别了，在门槛上他还要跟你谈十五分钟呢。钱钟书也是讲不完的话，滔滔不绝。张中行也是如此。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胡耀邦他们当头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吓得不敢说，他们就老说你们为什么不说啊，要大胆说嘛。印象最深的是讲人道主义，刚开始我们哪敢讲啊。《读书》杂志一九八四年三月号有篇文章，叫《人的太阳必然升起》，讲人性、人道主义，当时我们简直是吓坏了，不敢登。这位作者已经过世了，是一位戏剧家，一位女士。是我发的稿，先问上面是何意见，上面说，人的问题还不能讲？人道主义还不能讲？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啊。所以我们经常挨批，批评我们太不解放了。
《第三次浪潮》这本书引起了很大轰动，但我犯了重大错误，把书中反对马克思的话删了很多。我这个人喜欢慢一步，很保守的。大家以为我很开明，其实我一点也不开明，我是见风使舵。删掉了以后，不但没受表扬，反而挨了批评。当年管出版的领导接受一位学者的看法：你把托弗勒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删掉了，你不就把托弗勒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了吗？他们还把这位学者的来信登在简报上呢，这些简报我都保存着，很好玩。那个时候挺有趣的，真是一个解放的、开放的时代。
我跟随李慎之 顾准的文章最早是在《读书》上发的，发了很多，发到一篇我不敢发了，后来出书收了进去，那篇文章直接讨论毛泽东思想。顾准跟我们三联书店有很深的渊源，顾准的弟弟陈敏之是过去老三联的职工。我还帮忙出了一些顾准的书，不过都是在台湾出的。顾准的情况有些特别，令人感慨，家人都不理他了，只有一个弟弟还跟他来往。
《读书》当时主张各种观点都发的，新左派也是最早在《读书》上发文章，发了不少，崔之元、张宽等人的文章，都是我发的。当时还没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些界线。
甘阳编的丛书，是从上海译文抢过来的。我跟甘阳谈得很好，我甚至把一本盖好了章的约稿信给甘阳，你尽管去约吧，我说我完全信任你。他放手去做，出了“新知文库”，还有一套“西方学术思想丛书”。
我仍然跟随李慎之，我相信李慎之的一些话，它们看似简单。第一句话，我们要搞自由主义；第二句话，胡适是对的，我们把胡适否定得太多了。我从改革开放以来跟李慎之关系特别熟，我善于做小催本儿，北京话，做佣人的意思。刚认识时李慎之是右派改造队队长，我可以对他发号施令，这下改为他给我发号施令。我很忠诚地为他服务，因为我很相信他的许多话，很公正，特别对胡适。你不知道，批判胡适的时候主力军是三联书店，“胡适思想批判”八本全是三联出的，我当时是秘书，没做编辑，可我知道这些事儿。
我给李慎之服务的东西多着呢，他写文章常过于激动，他是社科院副院长，社科院规定，你的文章可以给你打字，打印一份，但不给复印。于是他把我找去，我在马路边给他复印二三十份，老先生不知道上哪儿复印，其实，我就在他家门口复印的。
沈昌文简介
1931年9月生于上海。在上海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学校受中小学教育。
1945年3月至1951年3月，在金店、粮店当学徒，基本上是工读生涯。
1949至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
1951年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历任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辑。
1986年到1996年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发起创办《万象》，退休后仍一直活跃于出版界。
著有《阁楼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