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的铁窗--读维维安写的父亲《王尔德》 / 余光中

“好心的美国人死后，都去了巴黎。坏心的美国人死后，就留在美国”这是王尔德嘲弄美国人的名言。不过跟他讲过的许多缺德话一样，这句名言犹如澳洲土人的回飞棒，不幸应验在他自己身上。只是王尔德真的死在巴黎，而非死后升天去巴黎。
  伦敦和巴黎是王尔德命中的双城记、他在双城之中，凭了锦心绣口，曾经轰动文坛，成为天之骄子，但是逞才傲世之余，一旦命运逆转，却成社会弃儿，尝尽羞辱与孤苦。早年在巴黎他曾对纪德夸口，说他过日子用的是天才，写文章不过靠本事。时间证明，王尔德靠本事写的文章足以传后，至今不衰，但自诩用天才过的日子，到头来却一败涂地。在生前，一位作家的骤起骤落像王尔德这么匆促的，实在少见。
  王尔德是在二十四岁那年毕业于牛津大学，随即去了伦敦。开始的十三年他试过各种文体，却都未成气候，惊动又坛的还是他那急智巧答的天纵口才。但是从一八九○年他的唯美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发表以后，一连五年他的杰作频频问世，有的引发争论，有的遍获好评，总之是占尽了风骚，而使国际瞩目。
  《道连·格雷的画像》兼有美学与伦理的多重意义，妙语连篇多于情节，其中写到同性恋与谋杀的段落令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大为惊骇、但紧随其后出版的《石榴屋》却是一本天真可爱的童话集；而从一八九二年二月到一八九五年二月，匆匆三年之间，王尔德的四出喜剧：《温夫人的扇子》、《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丈夫》、《不可儿戏》，依次在伦敦上演，评论家虽然见仁见智，观众却十分欢迎。
  一八九五年的一月与二月，《理想丈夫》、《不可儿戏》先后上演。《理想丈夫》首演之夜，威尔斯亲王与众多内阁大臣都前往观赏，演毕亲王热烈致贺，萧伯纳更为文赞扬。《不可儿戏》更逗乐了全伦敦，不但观众满座，连剧评家也一致称美。作家到此，真足以自豪了。
  就在这自得的高潮，王尔德绝未想到七星期后他的命运就会逆转、急转，而万劫不复。这时，他和同性恋的男友，昆斯伯瑞侯爵的第三子艾尔佛瑞·道格拉斯，已经交往了四年。父子之间不睦如仇，侯爵对逆子的爱人当然妒恨，一直想要当众折辱这位唯美才子。就在《不可儿戏》上演的第五夜，愤怒的父亲在王尔德常去的俱乐部，把自己的名片留给侍役，上书“致奥斯卡·王尔德——装腔作势的鸡奸客”（To Oscar Wilde,posing as a somdomite）。最后一个字当然是拼错了，侍役并不理会只装入信封，放在大堂的信架上。
  十天后王尔德从乡下回城，见到此信，在盛怒之下不听朋友的劝告，对候爵提出控诉。审判三日后候爵获判无罪，反证原告王尔德确有同性恋行为，因而被捕。再度开庭。站在被告席上的不是昆斯伯瑞侯爵，而是唯美大师王尔德自己了。两度审问王尔德案，从四月二十六日到五月二十五日，前后历时两月，终判王尔德有罪，应服刑两年，并加劳役。
  王尔德在里丁监狱两年，身心都受到重挫，再出狱时已成社会的弃儿，不见容于名教。法院宣布他破产，将他的财物拍卖一空，连他剧本的版权都要靠好友出面买回，转赠给他的次子维维安（Vyvyan Holland）。他入狱的第二年，母亲王尔德夫人(Lady Jane Wilde）去世；他出狱的第二年，妻子康思坦丝（Constance Wilde）也死了。王尔德一入狱，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改姓贺兰（Holland），而他自己一出狱，也不得不改名叫西巴斯钦·梅莫斯（Sebastian Melmoth）。
  一人失足，全家落难。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一代唯美大师忽然变成悲剧主角，王尔德的生命正如他的妙句一样，充满反讽。在《狱中书》（De Profundis）之末他说“一切审问都是生之审问，正如一切判刑都是判死刑，而我已被审问过三次……现今制度下的这个社会，没有我立足之地，不给人余地；可是造化的甘霖不分小人与君子，总有石隙可容我藏身，有幽谷之沉静容我哭泣而不受干扰。”
  王尔德的作家生命、才子风光，在入狱之后就一去不回了。但在铁窗之下他还写了一封动人的长信给艾尔佛瑞，也就是死后五年才得发表的《狱中书》。出狱之后，他又续成了一生所写的最好一首诗——《里丁监狱之歌》。这一文一诗写于他落魄的末年，深沉的哀伤和早年的飞扬跋扈形成鲜明对照。
  王尔德当年的监狱不许犯人看书写作，直到他服刑的末期才供给纸、笔和墨水。供纸仍很苛严，每次只发给一张狱中限用的对开蓝纸，写完一张就给收走，再发给一张、《狱中书》就是这么辛苦写成。作者根本没有机会查书，更不可能修正手稿，但是断续写成的洋洋大文竟然没有出错，也无重复，而且还用了各种语又来引经据典，腹笥如此充沛，不愧真是才子。
  综观这位才子的一生，与他自己创造的《道连·格雷的画像》恰恰相反：王尔德的真身早已衰朽，但其画像，也就是他全部作品超凡拔俗的风格，一世纪后仍顾盼自得，不可磨灭、同性之恋在今日已经不值得大惊小怪，连拜伦的乱伦都可以宽恕了，何况王尔德的同当尼斯癖呢。当年拜伦不容于英国社会，二十八岁就自放于欧陆，永不回国。王尔德自逐于欧陆，己经是四十一岁的沧桑罪人了。两位浪子都埋骨他乡，拜伦等到一百八十一岁（一九六九年），西敏寺才以一方大理白石，铺地为碑，把他迎回诗人隅。王尔德在巴黎等到一百四十一岁（一九九五年），西敏寺才用一扇灰蓝色的菱形彩窗，为他痛苦的冤魂竖立神龛。
  尽管如此，王尔德的喜剧百年之后仍然逗得伦敦的观众哄堂大笑。他的妙语名言仍然频频被引，令人会心微笑，并不觉得过时。百年以来，他的传记不断出现引领好奇的读者从都柏林追到牛津，从伦敦追到巴黎，去重游这位爱尔兰奇才的真幻世界。
  这样的传记我就有好几本，长的如艾尔曼（Richard Ellmann）的详尽评传，短的如维维安·贺兰的这本画传，都很引人入胜。维维安的这本《王尔德》，插图又多又生动，本文也简洁而冷隽，作者正是王尔德的欢子，身历名父当年的荣华与冷落，痛定思痛，前尘如烟，更令人倍感沧桑。
  余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