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错了的一部史——一则小说的起源点

读错了的一部史——一则小说的起源点

张大春 台湾
胡适之先生写《白话文学史》的引子的时候，用了个很古老的谋篇之法。他这样写道：“前天有个学生来问我道：‘西洋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总代表那一个时代的精神。何以我们中国的文学不能代表时代呢?何以姚鼐的文章和韩愈的文章没有什么时代的差别呢?”我回答道：‘你自己错读了文学史，所以你觉得中国文学不代表时代了。其实你看的‘文学史’，只是‘古文传统史’。在那‘古文传统史’上，做文的只会模仿韩柳欧苏，做诗的只会模仿李杜苏黄：一代模仿一代，人人只想做‘肖子肖孙’，自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迁了。’”


接着，胡适告诫他的弟子，教他去寻那“不肖子”的文学。并且举证说：当吴汝纶、马其昶、林纾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时候，李伯元正在写《官场现形记》，刘鹗正在写《老残游记》，吴研人正在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往上推：当方苞、姚鼐正在做韩愈、欧阳修的“肖子”的时候，吴敬梓正在写《儒林外史》。曹雪芹则正在写《红楼梦》。再往上推：当明朝的李梦阳、何景明极力模仿秦汉、唐顺之、归有光极力恢复唐宋的时候，《水浒传》也出来了、《金瓶梅》也出来了。于是，胡适跟他那位弟子下结论说：“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
于是便造了反

拿浅眼读这段引子，很容易读到个“反”的意思。毕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老是跟着古人的步子，造不成反，如何“突破传统”?又如何“代表时代”?这一点怪不得胡适，只怪造反这件事太吸引人，也不浅薄。当年王国维不是说过?——“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虽豪杰之士不能自树立耳。”每个时代都有许多旁行斜出的豪杰，不能在前人染指已久的文学体制里“自树立耳”，于是变奇、于是便造了反。可惜的是旁行斜出未必成就豪杰，在这一点，胡适指责“肖子肖孙”固然有余，“不肖”却显然地不足了。

喜欢读小说、写小说的人应该能体贴胡适把明、清之际的许多小说家“拉拢”到和古文家等高甚至更高一等的地位上去。虽然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只写到中唐的元、白诗便戛然而止，压根儿没从小说上说明白中国文学是如何“永永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创作的新路”的。然而，在《白话文学史》书成近七十年后，胡适的意见乃至于诸多考证研究与观念的发明，不该只被看成是“奖掖小说”、“揄扬当代”而已。他所触及的课题倘若不被进一步发现、开展，喜欢读小说、写小说的人恐怕也“永永”不会明白：从施耐庵到吴研人是如何旁行斜出于韩柳欧苏迄乎方苞、姚鼐、吴汝纶、林纾之外，而终成豪杰的?甚至，在施耐庵之前，又还有多少即便不是运用“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而写出了小说的豪杰，却始终不获胡适等白话文运动健将之青睐的?又还有多少看起来“原道宗经、法圣师贤”的腐儒骨董其实写出了小说，却由于他们自己对小说的轻鄙无知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后人亦风从景行地对小说轻鄙无知，乃至于让小说反而沦落成文学之“一种”、文学之“一格”，甚至是白话文学中之“一个项目”?

小说史绑上进化论

二十世纪初，受西方文学史观影响的学者纷纷为中国文学写自己的史，小说既被目为文学之一种、一格、一个项目，也在诸多追本溯源的凿掘之下有了它远发于古的谱系。不过，这些史学家泰半预存着某种进化论，也是进步论的观点，常在追本溯源之时，设计好一套“后出而转精”的基调。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小说“所从来久矣”：君不见上古神话中许许多多“初民”的生活经验、想象、对自然界的好奇反应与解释，都已经一代又一代口耳刀笔地传述下来了吗?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这些古老的神话、传统仅仅是日后真正的小说的“雏型”：仿佛小说如动植物，有其胚胎期、孕育期、诞生期、成长期、茁壮期、老化期乃至于死期亦是不期而必将至焉的了。

小说史犹如童谣所唱的那样：“日历、日历、一天撕去一页”是一桩令我难以想象的事。胡适好用演化论的语词取譬指涉小说的发展，也是一桩令我不安的事。小说之有其史，未必然(甚至必不然)要追随起那套“后出而转精”的进化之说，小说的起源也未必然(甚至必不然)要归返于“较不成熟”的初民远古。小说的出现与发展反而可能是随机的、跳跃的、忽而停滞且退化的、忽而沉寂过千百年漫长的岁月又忽而活泼泼猛浪浪地发了新芽。不同时代的小说家有幸能启示出他对人类处境的看法，又找到了一个表述此一看法的独特形式，这个小说家便成为小说这门艺术的起源——无论他出生于三千年前或五百年后，无论他是否代表了哪一个“当世”，也无论他“肖与不肖”，更无论他承袭因蹈或旁行斜出于什么传统。

齐人有一妻一妾……

胡适在写《白话文学史》的引子的时候，其实模仿了一个古老的传统。他写：“前天有个学生来问我”。

在写这篇引子的两天之前，是不是真有一个学生(角色)来问(动作)胡适?这是任谁也无法验证的。即便有此一人、有此一来、有此一问以及有此一答，它是不是当真发生在胡适写这引子的“前天”?这也是任谁也无未能验证的。但是，这段问答不能发生在“今天”、“昨天”，因为太近，显得过于凑巧了。也不能发生于几天或者几个月之前，因为太远，当事者胡适很难说服他的读者：那样久之前发生的对话居然给如此详实地记录下来。所以“前天”，正好。

胡适造了大半辈子古人的反，却从来没有脱却古人的掌心。他这段“前天有个学生来问我……我回答道……”正是先秦诸子最擅用也最惯用的设问答对之法，这也出于总是被近世文学史作者视为日后“真正小说之雏形”的虚构手段。

雏形派的文学史家最常举的一个雏形小说就是“齐人骄其妻妾”的故事。这篇故事从《孟子》、《离妻·下》篇割裂出来，仿佛有了独立的身分，因为它是一个首尾俱全的故事，也可轻易显现讽喻人性虚矫的意旨，文学史家持此篇以骄其国人曰：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出现了这么优秀的短篇小说。

结论似乎是对了——至少对长期顿挫于文明进程迟滞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人而言，这桩文化工艺老骨董确乎弥足珍贵；可是割裂了这个故事的上下文，非但不足以骄视寰宇、夸言吾国小说之早慧，反而失了孟子这位“小说家”和他的“作品”与当时孟子这个辩论家所面对的世界之间的联系。

齐人的故事非常通俗。它叙述一个成天到晚在外吃饱喝足的丈夫，回到家中便吹嘘自己如何结交富贵，让他的一妻一妾不得不起疑，其妻于是决定“吾将目间(偷窥)良人之所之也(丈夫究竟去了哪里)。”结果，那齐人的行踪大白：他每天不过是走到东城外的坟地，去乞讨些祭祀用的残酒剩肉罢了。妻妾得知实情，相拥而泣，那丈夫却浑然不知，仍旧洋洋得意地回到家来，“骄其妻妾”。

不过，这个故事原先另有被雏型派文学史家砍掉的头尾。原来，是有个叫储子的人前来告诉孟子：“王使人目间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齐王派人暗中偷窥夫子，看你长得是不是当真与常人不同)?”孟子答道：“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有什么异乎常人的呢?尧、舜不也是个凡人模样吗?)”说完这一段，孟子才故意说了个和“目间”字相关的故事，一来用以自嘲——孟子是被偷窥的对象，被偷窥而其实没什么好偷窥的处境则在玩笑与幽默中由“骄其妻妾”的齐人给虚拟出来。至于偷窥者，则是孟子自嘲之外兼以嘲人的玩笑：在故事中是妻妾，在现实中则是齐王的使者和齐王。开足了玩笑之后，孟子并没有对号入座，反而巧妙地演义出另一套掩饰这个玩笑的道理，他说：“由君子观之(用在上位的人的眼光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那么那些求富贵、干利禄的人)，其妻妾不羞而不相泣者几希矣(恐怕很少没有因为羞惭而抱头对哭的妻妾的呢）!”

偿若将“齐人骄其妻妾”的故事视为中国短篇小说的起源之一，而不能将故事中的讽喻延伸到故事之外，勾贯起孟子和齐王、孟子和他所处身的战国时代里捭阖于诸侯间的纵横言说传统，则割裂之后必然委顿的文本便只合是一种雏型，而且是畸残的雏型。事实上，小说在先秦诸子俯拾即是的设问答对之中，从来没有离开过言辩的氛围和功能，更不应被浅视短见的文学史家割裂其言辩说理的部分，拿来将就着吻合西方现代短篇小说的俗貌。那个起源由孟子打开，却被胡适等白话文运动健将丢进了厕所。

孟子第一个哭了

由雄辩、玩笑、荒唐的故事、讽喻、语言游泳所融合成的小说世界足以令国学大师们痛心疾首，这些人很难不正襟危坐读四书，也很难承认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的“辩论手册”除了可以是“经国之大道、不刊之弘教”以外，还可以是小说。而近世以来的文学史家一方面还汲汲于刻西方文学术语之舟，以求中国小说起源之剑；另一方面更不敢深信小说史并非任何线性类比模式所可规摹纲罟。我于是不免喟然而叹，仿效胡适的口气说：你们读错了小说史，所以你们觉得中国小说只能起源于神话，而远古的小说又只堪为后世小说的雏形。其实你们看的“文学史”只是“文学历法史”。在这部“文学历法史”上，只有前朝接后代的作家和作品在列队站班，其中还有许多给划错了位置。在这部“文学历法史”上，居然没有孟子的席位。他老人家感慨地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的作品让人“目间”了两千年，还“目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他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