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蔡琴认识的时候她还在念实践家专。那时候她已经唱红了《恰似你的温柔》。我家住大直,刚好在她学校旁边,她上学之前老是会到我家来绕一下。
那时的蔡琴有两个,一个是上学前带了水果面包跑来我家聊天的蔡琴。另一个就是晚上在西餐厅里驻唱的蔡琴。
在我家待着的大学生蔡琴,人非常素朴。大半穿件大衬衫,牛仔裤,戴眼镜。总是身上东一袋西一袋背着。
蔡琴喜欢同时做很多事,三头六臂一般,我们围着大餐桌,她一边做她家专的功课,用丝线编不知道什么东西,各色各样的丝线,一络络放在桌上,五彩缤纷,旁边堆着卤味,饼干点心,水果。她就一下说这一下说那,很灵巧的用丝线编织着,之后放下丝线,跑去洗手,因为那丝线很娇贵,只要有手汗,就会沾出阴影,色就不鲜了。洗完了手就再来编东西,和聊天。
西餐厅里驻唱的蔡琴就非常华丽了。穿着小礼服,头发蓬蓬梳上去,戴着眼镜。她那时还是戴眼镜,到《读你》那张唱片才拿下。
蔡琴腿很美,这件事好像从来没人注意,她总穿小礼服,裙边在膝上三公分,适好露出她自己修长的匀称的美腿。
那时候她正和杨德昌在谈恋爱。这可能是她喜欢跑来找我的原因。
两个人我都认识。杨德昌刚拍完《海滩的一天》,如日中天。
他是个小咪咪眼,又满脸橘子皮,不过就是很有“导演气质”。人瘦高,长腿,总穿紧绷的牛仔裤。刚从美国念电影回来。
当时新浪潮刚兴起,侯孝贤,柯一正,杨德昌,托德辰,张毅,新艺城的虞戡平,一缸子年轻导演中,杨德昌最像“导演”。讲得夸张点,他简直是由顶至踵的带着“导演”气息。有很多导演像别的行业的人,有很多导演不像“导演”,但是杨德昌是那种电影里的“导演”,你绝不会把他误认为是别种身份,不管他是不是坐在导演椅上。
他就是比任何别人看上去更像个“导演”,就像王家卫比李安或者吴宇森更像个“导演”。仅只外表状态,便已有绝大的说服力。
王家卫和杨德昌都是上海人,每个上海人都是商人,娘胎里就带了精明的生意眼。他们本能知道包装和内容一样有价值,或许还更有价值。
杨德昌那时留长发,在脑后扎着小辫。人笔直。带金边眼镜,笑起来有点点小酒窝,不大讲话,带点羞怯感。
他是个很丑,可是很迷人的男人。
我结婚很早。后来开始写小说,出一点小名,于是交了一堆女朋友,都是单身。结婚的只有我,至少在表面状态,我有一个属于我的男人,是“爱情成功者”。
那时候年轻,大家都年轻,不知道有丈夫不代表成功,婚姻的存续不代表你的爱情美满,甚至不代表有爱情。
因为大家都不懂,我便因为结过婚的缘故,成为了那个“最懂”的人。
蔡琴老是来跟我聊杨德昌,问我:“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我那时也写完了《自己的天空》,大概多少也觉得自己懂吧,于是就从自己那其实很有限,却凭着想象无限延伸的爱情经验里找话语给她“开示”。
我们聊天,往往讲到一半,她会忽然站起来,“我要走了。”因为上课时间到了,或者要去录音,要去录像,或者别的约会。
她说走就走,动作快速收好大包小包,马上离开。
然后下次见面,可能隔几小时后,可能隔几天后,她可以把前头这话头再提起来继续聊。
我时常因为想把话继续聊完跟着她跑。当然也是爱玩,可以跑到电视台,广播电台,唱片公司,看那些在我生活范围以外的人和环境。
那时候的蔡琴,其实年轻,身量小小,可是很有种大姊头架势。除了上学前来我家找我的时候,其他时间她身边总是带着一堆人。她妹妹,她助理,她宣传,她电台节目助理,制作人,朋友……
总之那时候跟着她到处转,每次一块吃饭都是一桌人。
我还跟着她跑去看她唱西餐厅,第一次看到舞台的后台。花团锦簇的秀服挂在横放墙角的铁衣架上,伴舞群就在那些五彩缤纷的服装后换衣服,在蓝的绿的橘的黄的紫的缎子布料中间袒露她们并不洁白的皮肉,弯下腰调整胸口粉馥的肉团,或者把极短热裤挤出来的臀肉推回布料里去。而男歌手就坐在旁边,对身旁肉欲横流的景象视若无睹。
那非常鲜烈的印象让我写了《众生》那个短篇。
在她跟杨德昌最“盛”时期,杨德昌可能不知道,许多时候,蔡琴打电话给他时,旁边有个听众我。两人讲完话,蔡琴就会把他说什么她说什么搬给我听,然后表情严肃,眼瞪大大问:“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爱情是最让人头昏的事情,任何人站到爱情面前都变成傻子。我现在回想,我给蔡琴的建议和指点,大约任何一个路人甲都可以做到,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比她清楚比她聪明,而我们比她强的就是——我们是局外人。
杨德昌那里有没有爱情顾问不知道,但是蔡小姐这里是有的。而顾问的最大功能,现在想来,不是解决问题,甚至也不是提供答案。
顾问的最大功能其实是做救生员。
谈恋爱,如果真的是心放在上头的话,就像洗三温暖,绝对是忽冷忽热的。陷在感情里的那个人,绝对是心律不整的。顾问的功用就是在心房紧缩的时候打气,心房膨胀的时候警告。
那个人飞上去的时候拉她下来,掉下去的时候,抓她上来。
很容易的。我说过,任何一个路人甲都做得到。
有一天,那天又跟着蔡琴去看她驻唱。她穿着浅蓝色小礼服。束腰,腰以下微微蓬着。当然,小礼服及膝,她站在台上时,露出长长的,笔直并着的小腿。
我在台下看她。那一场是十点多,唱完非常晚了。那阵子她特别的不安定。因为直到那时候抓摸不住杨德昌什么心思。
唱完了我和她回她的住处去。
蔡琴跟我说她受不了,已经给杨德昌发了最后通牒,如果这男人还不给她个明确定位,她大约就要走掉了。
她怕得要死。她在去餐厅前跟杨德昌说,等他想清楚,叫他留话在她的答录机里。
我还记得那小小的客厅,藤编沙发,米白色沙发垫,透明的浅青色玻璃茶几。
录音机就在茶几上放着。蔡琴进了门先去察看,看到录音机上显示了有留言,她立刻整张脸煞白,像要昏倒。
她说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完了完了。
“他一定是来拒绝我的。”她说。
然后她开始走来走去,穿着那浅蓝色小礼服,像一团移动的水。走了半天坐下来。看着录音机,发呆。然后说:“我不要听了。我要洗掉。”
顾问劝她不要洗掉,也许是好消息。
“那你帮我听。”
可是顾问不会操弄她的录音机呀,万一不小心洗掉了,那不是很可惜吗?
于是蔡琴坐下来,我们一起盯着那录音机,好像那是个怪兽。没人敢动它。
后来。蔡琴CALL机响了。她看一眼号码,马上跳起来。杨德昌CALL她。她问:我要不要打过去?
打啊。顾问说。蔡琴说不行我还没有听他录音机里的回话。
那就听啦。
不行,他如果拒绝我怎么办。他如果……那我就会……
蔡小姐预想了一大堆“诺斯特拉达姆斯”预言里才会发生的事情,同时间又很实际的问我:“你今天可不可以不回去?”她说要没有人陪的话,这个晚上她过不去了。
这时候电话响了。蔡小姐去接。我这旁观者看来,她很沉稳,镇定,正常。她说:我刚回家。好,等下我再打给你。
放下电话她才说那是杨德昌打来的,杨德昌问她听答录没有,叫她去听。
这时我们才去动录音机。按了“play”之后,毫无声响。那静默至少也有一分钟之久。之后,是一声长长的,长长的叹息。
然后,那个必须下决定的男人说了话:“你叫我怎么说呢?”
这就是杨德昌的全部答复。
蔡琴进房间去给杨德昌打电话。出来的时候脸润润的,眼睛发红,跟我说她要去杨德昌家。
我陪她一起到杨德昌济南路的住家。黑夜里,杨德昌出来开门,他那高高瘦瘦的身形遮蔽了蔡琴。他把那浅蓝色的女该圈进手弯里,关上了他家的红漆大门。
之后,两人就结婚了。
报上刊出杨德昌过世的消息。也同时刊出了他对他与蔡琴婚姻的八字评语:“十年感情,一片空白。”
然而这个空白的感情,不也是从那样美好的阶段开始起步的吗?
在这十年里,一段感情是如何从呵护和拥抱,变成了一片空白的呢?
我深信,在那个夜里,杨德昌把他水蓝色的女孩圈进臂弯里的时候;在蔡琴,让自己顺从那男人隐没入红色大门的时候,两个人都不是为了让面前的十年一片空白的。
但是,依旧空白了。
我只是忍不住又想起蔡琴在我家里用彩线编织的画面,想起她编了几下之后跑去洗手,因为那色线很娇嫩,如果手上有手汗,就会粘上汗渍。
可惜婚姻不能像编织,只要用洁净的手维护,就可以永远鲜丽美好。
手承诺了洁净,丝线便承诺永不变色。
大约是因为手和丝线都无知吧。无知,不知道这世界可以变异。不知道这世界可以不必永远。
杨德昌和蔡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