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血千年土中碧-----------叶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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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出版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高校文科教材中很有影响的一套书。读大学期间，上《古代文学史》，我不是逃课，就是坐课堂里自顾自阅读。朱先生主编的这套作品选有好多卷，每本都十分厚重，记得自己曾对有关李贺的记录很不满意，那段文字的大意，说李贺生活孤独，性情冷僻，对广阔的现实生活缺乏了解和感受，而当时的社会非常黑暗和混乱，因此诗带有阴暗低沉的消极情调。作品选虽然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限定在高等学校范围内发行，但是其批评腔调，已经上纲上线。对于喜欢李贺的人来说，这种批评多少有些刺耳。说一个作家没生活，一度批评界很流行，仿佛生意场上说人做买卖没本钱，又好象说女孩子天生不够漂亮，没生活是年轻作家的致命伤，这棍子抡谁身上都合适。



我最初读到的李贺的诗，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现在回想，犹如一场隔世的春梦。当时在一家小工厂做学徒工，闲着无事，把苏州人民纺织厂和江苏师范学院联合注释的《李贺诗选注》搁包里带出带进。由工人师傅和大学师生联手选注法家著作，在那时候颇为时髦，我堂姐就和北京机床厂的师傅一起注释了魏源的文章。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总结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一度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文化大革命初狂写大字报造就了一批书法家，这次对法家著作的大规模注释，也为训诂学培养出一些人才。我有个朋友没上过大学，因为参加工人注释小组，开始对古文有兴趣，恢复高考后，成为第一批训诂专业研究生，后来又成为最早的训诂学博士，这些年来，动不动就到国外讲学。



把李贺算在法家的阵容里，难免莫名其妙。我疑心是喜欢李贺的人搞了小动作，因为那年头只要把某个人列入法家，就可以在无书可读或者有书不许乱读的情况下，堂而皇之地开机印刷他的作品。据说唐朝的诗人中，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凭我的记忆，李白和李商隐并没有被列入法家殿堂，当时也没有印刷他们的诗集。天知道李贺为什么会交上好运，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版界混水摸鱼是经常的事。



很长时间里，李贺给我留下的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印象：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南园十三首·其五》



    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



    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



                《南园十三首·其六》



那是一个读书无用的时代，受这些诗的影响，我作为一个小工人，当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寻章摘句，男儿不为，和李贺诗中的那种饱满激情相吻合，我骄躁不安的，是遗憾自己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是不能“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吴钩”和“玉龙”都是兵器的别称。王朔在《动物凶猛》中，谈到小说主人公当时急切盼望中苏开战，这代表了一大批男孩子的心情。我们喜欢看战争片，喜欢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看《地道战》和《地雷战》长大的一代人，对战争绝不会有什么恐怖之感。






2



差不多同时期，我有一位整天捧着《唐诗三百首》的邻居，这人是演员，舞台上扮演小生，文化大革命后期没戏演，以吟诵唐诗为乐。我至今也忘不了他吟诗的模样，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以三百首为排行榜，谁入选《唐诗三百首》最多，谁就是最好的诗人。李贺的诗没被选入《唐诗三百首》，因此便不入这位邻居的法眼。在他看来，李贺即使是什么法家，在诗上面也是邪门歪道，要不然不会那么多杰出的唐诗人，偏偏漏掉他一个人。



可是我却很喜欢李贺的诗。不仅仅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些激情诗篇，这些诗给人的印象，与初唐诗人同样斗志昂扬的边寨诗并没太大区别。让我入迷的是李贺的用字，是他独特的修辞手段。“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的这两句诗借来形容李贺，再合适也不过。譬如：



骨重神寒天庙器，一双瞳人剪秋水。



                《唐儿歌》



民间骂人常说谁谁谁骨头轻，李贺用质量的“重”来修饰骨，用感觉的“寒”来点缀神，看似漫不经心，却化腐朽为神奇，点铁成金。清朝方扶南批注的《李长吉诗集》指出，“凡寒字率薄福相，此偏用得厚重。”而“瞳人剪秋水”更是在通与不通之间，成语有望穿秋水之说，“秋水”就是眼睛，这里用了一个动词“剪”，让人好不喜欢。同样是重和寒，到了《雁门太守行》中，又有了另外一种神韵，是“塞上胭脂凝夜紫”，于是“霜重鼓寒声不起”。再如《马诗》中的“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夜来霜压栈，骏骨折西风”。敲击马骨，能发出金属的悦耳声，马骨像刀锋，能将凛冽的西北风切断，在马的骨头上，做出这样一些出色文章，真是匪夷所思。



钱钟书评点李贺诗，说他喜欢用具体坚硬的东西作比喻，比如弹箜篌的声音，用“昆山玉碎”和“石破天惊”来形容。“荒沟古水光如刀”，把流动的水光比作闪动的刀光。“香汗沾宝粟”，说汗珠犹如粟粒。写到酒，明明是液体，却说是“缥粉壶中沉琥珀”，用固体的“琥珀”，来形容流动的美酒。又“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琥珀比酒取其色，珍珠比酒取其形。总之，李贺的诗，善于通过奇特的比喻，用两物之间的某一点相似，让我们用不同的感觉器官去感受，去触摸，变虚为实，变看不见摸不着为看得见摸得着，又变实为虚，变寻常为不寻常。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辈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



            李商隐：《李长吉小传》



我想自己喜欢李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那种为写诗而写诗的艺术家气质。是不是法家根本无关紧要，积极向上和消极低沉也无所谓，作为一名读者，喜欢某个作家，往往只需要一些非常简单的原因。我忘不了当时情景，每天一早起来，匆匆骑车去郊外的工厂上班，自己是修理工，上班也不是很忙，闲着没事，不让看书，只能傻坐。对付傻坐最好的办法，便是默诵一些古典诗词，而李贺的诗似乎最适合反复品味。我那时不仅爱看带注解的古典诗词，同时还迷恋当代年轻人现写的诗歌。我的一个堂哥有一批酷爱写现代诗的朋友，这些朋友的诗以手抄本的形式悄悄流传，若干年后，成为风行一时的朦胧诗的骨干分子。



李贺骑着毛驴出外觅诗，和当代那些年轻人的创作不谋而合。我熟悉的一位年轻诗人，常常说话的时候，突然拔出笔来，在随手捞到的纸片上疾写，写完了，塞在口袋里，然后继续谈笑风生。这些今天看来十分矫情的行为，当时却是实实在在地感动了我。虽然没有投入诗歌写作，但是我的所闻所见，已饱受了诗的潜移默化。人活着，就应该像一首诗一样。很显然，那是我一生中最富有诗意的一个阶段，在古代李贺和当代诗人之间，我找到了让人兴奋的共同点。我发现写作也可以成为人生命本能的一部分，在流行的大话谎言式创作之外，在满纸的大批判或者个人崇拜的语林之外，在文化的沙漠里，还存在着一种别的写作方式。



我并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只不过是提前做好了准备，如果有机会投身写作，我知道应该怎么样。






3



对李贺的诗，确实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李贺诗选注》的前言写的颇有火药味，当年也没认真看，今日重读，不由得感到好笑：



今天，当我们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总结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时候，有必要正确评价李贺及其诗歌，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事实上，这种义正词严已经有些老掉牙的口吻，我们今天偶尔还能听到。在谈到李贺的诗歌是否“欠理”这一传统评价时，前言用了更激烈的言辞予以反驳：



“欠理”，这是历代儒家之徒和反动文人给予李贺的另一罪状。他们说的“理”，就是“三纲五常”一类儒家的道德规范、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形而上学，也就是维护反动秩序的一整套孔孟之道，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他们的命根子，而李贺竟然胆敢对此发出叛逆的呐喊，掷出批判的投枪，这确实欠了他们的“理”。



最早说李贺诗欠理的是同时代的诗人杜牧，这个“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悻名”的浪荡子，说了李贺一大堆近乎夸张的好话之后，突然笔锋一转，说李贺“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杜牧的意思很明白，李贺诗的文辞是漂亮的，只不过是“理”弱了一些，如果“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换句话说，李贺的诗再加上理，恐怕要比大诗人屈原还要厉害。



不妨看看杜牧是怎么夸李贺的：



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秋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光说好话没用，好话有时候也会说过头。排比句有一种很强烈的修饰作用，但是只要是个比喻，就会片面，就会有缺陷。放在一起说，难免冲突打架，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长吉词诡调激，色浓藻密，岂‘迢迢’‘盎盎’‘明洁’之比。且按之先后，殊多矛盾。‘云烟绵联’，则非‘明洁’也；‘风樯阵马’、‘鲸吸鳌掷’ 更非迢迢盎盎也。”真是马屁拍到了马脚上，说好话如此，要挑刺批评就惹众怒。杜牧说李贺的诗欠理，话音刚落，后人的议论就没断过。赞成者继续杜牧的观点，譬如宋朝的张戎《岁寒堂诗话》就说，白居易做诗“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李贺做诗“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是“各得其一偏”，他认为最好的诗应该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样是宋朝的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也说，诗“以平夷恬淡为上，怪险蹶趋为下。如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谓施诸廓庙则骇矣”。朱东润先生主编的那套教材，事实上也是这个意思，认为李贺追求形式太过，有理不胜词的缺点。



反对派则据“理”力争：



樊川反覆称道形容，非不极至，独惜理不及《骚》。不知贺之长正在理外，如惠施“坚白”，特以不近人情，而听者惑焉，是为辩。若眼前语，众人意，则不待长吉能之，此长吉所以自成一家欤。



        宋·刘辰翁《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



清朝贺贻孙《诗筏》也用差不多的意思反驳欠理：



夫唐诗所以敻绝千古者，以其绝不言理耳。……楚骚虽忠爱恻怛，然其妙在荒唐无理，而长吉诗歌所以得为骚苗裔者，正当于无理中求之，奈何反欲加以理耶？理袭辞鄙，而理亦付之陈言矣，岂复有长吉诗歌？又岂复有骚哉？



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李贺诗选注》前言中的观点，虽然打着批林批孔的招牌，虽然用的是极左的语调，就李贺诗是否“欠理”这一点，并非完全是自己的独创。清朝董伯音《协律钩玄序》也为李贺辩解说，“长吉诗深在情，不在辞；奇在空，不在色；至谓其理不及，则又非矣。诗者，缘情之作，非谈理之书”。或许，问题的关键还在什么算作“理”，这是李贺研究中一个经常性的话题，曾引发不少议论，有人把它当作思想内容，有人把它当作思维逻辑。极左的观点说穿了是强辞夺理，一口咬定理就是孔孟之道，就是三纲五常。这实际上是一种蛮不讲理，和古人的反对意见貌合神离，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风马牛不相及。奇文共赏，立此存照：



李贺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之言，否定天国的存在，讽刺迷信天神的行为，显示出这位青年诗人敢于向儒家传统观念宣战的反潮流精神。难怪儒家之徒和反动文人要给这个具有叛逆精神的诗人加上“欠理”，的罪名，甚至叫嚣“太无忌惮”，惊呼他的诗歌“施之廊庙则骇矣”，这恰恰暴露了这帮孔孟卫道士的凶恶嘴脸。



《李贺诗选注·前言》






4



世上的诗篇永远不死亡，



    世上的诗篇永远不停息。



在《蝈蝈和蟋蟀》中，英国诗人济慈充满激情地写下这样的诗句。在济慈看来，“美就是真理，真理也就是美”，“一件美的东西永远是一种快乐”。在谈到李贺的时候，联想到写《夜莺颂》的济慈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两个诗人有着非常近似的两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伟大的天才诗人，都是寿命很短，李贺活到二十七岁，济慈只活了二十六岁。济慈曾经学过医，但是他放弃了医学，全力以赴从事诗歌的创作。



李贺比济慈差不多整整早了一千年，影响了后来的无数诗人。人们学习他的精益求精，有时也确实难免走火入魔。李贺诗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学，他诗中的优点和缺点十分明显，像两座高高的山峰一样对峙。不同的人，可以从李贺的诗中看到不同的东西。钱钟书先生随手将李贺写“鸿门宴”的《公莫舞歌》，与刘翰的《鸿门宴》，与谢翱的《鸿门宴》，还有铁崖的《鸿门会》作比较，认为同一题材的诗歌中，谢翱的一首最好。谢是宋遗民，曾参加过文天祥的抗战部队，他的作品风格沉郁，寄寓了对宋室沦亡的悲痛。同样是写“项庄起舞，意在沛公”，同样是写项伯拔剑，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刘邦，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李贺的观点是“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龙子”，意思是说项庄不要痴心妄想击杀刘邦，刘邦是真命天子，很长的一首诗，遣辞造句十分出色之外，只在“真命天子”上大做文章。而谢翱的立意就完全不一样，“楚人起舞本为楚，中有楚人为汉舞”，“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终闻楚歌”，联想起中国的大历史，为元朝灭掉南宋的是降蒙的汉人张弘范，灭宋之后，他自恃有功，特立碑“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以为纪念。扶助清朝平定江南的是洪承畴，洪不是满人，是汉人，而且是汉人的大官。启关引兵，被满人封为平西王，最后将南明皇帝绞杀的吴三桂也是汉人，是汉人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四面楚歌的悲惨局面，往往是“楚人为汉舞”自己造成的。和李贺词藻华丽的《公莫舞歌》相比，谢翱的《鸿门宴》更多了一份感时忧国的“世道人心”。



李贺《燕门太守行》差不多是所有选本必入选的一首诗：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此诗写气氛可谓是绝唱。据说李贺曾携诗去谒韩愈，门人将诗稿送了进去，韩暑卧方倦，困意朦胧，准备让门人将李贺打发走，可是他打开递上来的诗稿，首篇便是《雁门太守行》，读而奇之，连忙穿上衣服匆忙赶出去见李贺。韩愈对此诗的具体评价不见文字记载，不过这个故事本身似乎已经说明问题。李贺诗中的想象和比喻永远是第一流的，“长吉耽奇凿空，真有石破天惊之妙”，所谓“创奇出怪以极鬼工者，李昌谷之幽思也”。但是，如果撇开诗高超的艺术性不谈，不难发现此诗的立意，只在“士为知己者死”这一点上。说李贺诗欠理，这或许多少也能算是个例子。清朝黎简《黎二樵批点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说“长吉诗似小古董，不足贡明堂清庙，然使人摩挲凭吊不能已”，属于差不多的评价。



不管怎么说，一口咬定李贺的诗欠理是不准确的。真正欠理的诗不可能让人“摩挲凭吊不能已”。把李贺的诗说成是法家著作，当作批林批孔的刀枪使，也是自说自话，是别有险恶用心。李贺出于唐皇室，自称唐诸王孙，虽然是旁系，且已中落，贵族气息免不了，贵族倾向更免不了。不同的人，不同的阅读方式，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说到底，问题还在于怎么去读李贺，李世熊《昌谷集注序》谈到自己的读后感时，便说“李贺所赋铜人、铜台、铜驼、梁台，恸兴亡，叹沧海，如与今人语今事，握手结胸，沧泪涟洏也”。由此可见，钱钟书得出李贺诗缺乏世道人心是对的，李世熊认为李贺“恸兴亡，叹沧海”也是对的。



读艺术作品，贵在有所感慨，仅以一个似是而非的“理”字，来评判该不该读，武断地得出李贺属于什么样的作者结论，显然非常幼稚。或许，读者自己的灵魂深处，有没有世道人心，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好比触景生情，情既在看到风景以后，又更在看到风景之前。同样一本《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所谓见怪不怪，见奇不奇。读者不能不自以为是，又不能太自以为是。






5



最喜欢李贺的《秋来》，回想当年，这首诗不知被吟诵了多少遍，感叹了多少回。尤其喜欢其中的“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古人形容悲伤痛苦，有“柔肠寸断”之语，李贺反其道而行之。《李长吉歌诗汇解》解释说：



苦心作书，思以传后。奈无人观赏，徒饱蠹鱼之腹。如此即令呕心镂骨，章锻句炼，亦有何益？思念至此，肠之曲者亦几牵而直矣。不知幽风冷雨之中，乃有香魂愍吊作书之客。若秋坟之鬼，有唱鲍家诗者，我知其恨血入土，必不泯灭，历千年之久，而化为碧玉者矣。鬼唱鲍家诗，或古有其事，唐宋以后失传。



《昌谷集注》则说：



安知苦吟之士，文思精细，肠为之直？凄风苦雨，感吊悲歌，因思古来才人怀才不遇，抱恨泉壤，土中碧血，千载难消，此所悲秋所由来也。



二十多年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读新诗强说愁。那年月，穿着油腻腻的工作服，靠在冰冷的铁皮工具箱上，自以为已被这首诗感动了，征服了，时至今日，不愿说当时是矫情，只能说是感触又深刻了几分。我写这篇文章怀念李贺，其实是借题发挥，追忆自己曾经有过的一段生活。恨血千年，土中成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毕竟中国只有一个李贺，毕竟世界只有一个李贺。然而一个李贺已经足够，他给了我那么大的恩惠，那么大的安慰，让我永远也感激不尽。



         



          　　　　　　　　　　　　　　　2001年8月31日酷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