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国女人嫁给中国的六十年

一个英国女人嫁给中国的六十年


　　　　　　　　　　　　　　　　作者: 李辉

　　　　　　　　　　　　　　　　一
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6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了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启程。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1934年漂洋过海时他是独自一人，此次回国，却带回来一位女朋友——英国姑娘戴乃迭。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儒林外史》、《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戴乃迭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文字娟秀。戴乃迭在努力把自己融进中国。
　　　　　　　　　　　　　　　　二
1938年的英国。
母亲惊住了：刚刚20岁的女儿，竟然爱上了一个中国留学生。
对于身为传教士的母亲来说，女儿戴乃迭的选择，实在有点儿出乎意料。
“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母亲这样严肃地警告说。
母亲有她的忧虑。她和丈夫一同到中国传教，在那里生儿育女，那里的一切她都不陌生，甚至非常熟悉。对她这位传统的英国女人来说，向中国人传教，和把女儿嫁给中国人，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她太清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她更了解彼此之间在婚姻观念、家庭伦理方面的强烈反差。这就难怪她会难以接受女儿的这一决定，她为女儿的未来而担忧。
“母亲的预言有的变成了悲惨现实。但我从不后悔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半个多世纪后戴乃迭这样说。此时，她已经在中国有过诸般经历：战乱、革命、破坏、建设、风风雨雨、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文革”期间蒙受牢狱之灾，双双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4年。他们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出狱后，惟一的儿子也因频受打击而精神失常，终于在1979年死于自己点燃的烈火中。这样一些意想不到的磨难，令她在回忆母亲当年的警告时，心底难免会掠过一阵苦涩。
然而，她镇静，她无悔，她还是充满自信与坚毅。
因为，她爱中国古代文化，她爱所有的中国朋友，她爱她选择的终生伴侣——杨宪益，是他在漫长日子里带给她快乐与温馨。对于她来说，情感与精神上的满足，远远超过一切。为杨宪益，她愿意也能够承受一切。
　　　　　　　　　　　　　　　　三 　
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后代，戴乃迭仿佛注定要将自己的一生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20世纪与中国有关的外国人中，传教士的后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随父母在中国长大，后来有的离开了，有的留下了。无论走了的，还是留下的，他们未来的发展和命运注定要与中国有关。于是，在历史场景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活跃的身影。仅以美国人为例，便可列出一串人们熟知的名字：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约翰·戴维斯，盟军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罗斯，《时代》、《生活》周刊的创始人；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果细细搜集，几乎在中国的所有领域，特别是政治、教育、文化、工业、商业等方面，都不难找到传教士们的后代，那一定会是一长串耀眼的名字。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也不管他们各自的成就和口碑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我们在审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时，他们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对于戴乃迭，她并不习惯于做抛头露面、风光十足的公众人物，只愿意平静地与丈夫呆在一起，专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在精神的满足中愉快走着。因为，最终把她和中国联系起来的，是对杨宪益的爱，是对童年的北京生活美好而甜蜜的记忆。
戴乃迭于1919年在北京出生。中国留给童年戴乃迭许多美好记忆。她亲身感受到的快乐，亲眼目睹的丰富色彩，使她从感情上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四　
说实话，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到杨宪益时，戴乃迭只是好奇地注意到，面前这个年轻中国学生，眼睛细细的，脸色苍白，举止文绉绉，人显得颇有些拘泥。不过，戴乃迭说，杨宪益对祖国的爱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当她到杨宪益房间去的时候，看到墙上挂着杨宪益自己画的一张中国不同朝代区域划分的地图。
戴乃迭结识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确与众不同。他懒散、贪玩、调皮，似乎诸事漫不经心；但他却又绝顶聪明，兴趣广泛，学识渊博。他天性乐于顺其自然，无拘无束，在中国传统文人中，竹林七贤恐怕是他最为倾慕的先贤。在戴乃迭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中，大概只有他身上最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他喜欢收藏字画，喜欢吟诗，喜欢在酒中陶醉。这就难怪戴乃迭爱上了他。戴乃迭晚年曾在朋友面前开玩笑说，她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文化。虽是玩笑话，但也说明在戴乃迭眼里，两者之间有一个完美的结合。在他们结婚之后的漫长日子里，杨宪益身上的这一特点愈加突出，戴乃迭可以为自己的直觉和选择而满足。
值得留恋的日日夜夜。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杨宪益结识了戴乃迭，并且很快爱上了她。
说浪漫也很浪漫。爱玩、爱恶作剧的杨宪益，恐怕连自己也没有料到，在爱上了戴乃迭之后，人渐渐变得本分了许多。曾经尚未确定生活目标和学业方向的他，终于因为戴乃迭的出现，变得专注了许多。
回到文章的开头。
戴乃迭和杨宪益爱情关系一旦确定，阻力首先来自戴乃迭的母亲。
“母亲见到过不少不幸的婚姻，因此她坚决反对我嫁给杨宪益，尽管我父亲认为，如果我们精神和谐，我们的婚姻就可能美满。”戴乃迭回忆说。
母亲的反对无法动摇戴乃迭的决心。只是在年满21岁——可以独立自主的年龄之前，她还不能做出决断。她等待着那一天。
杨宪益也有他的顾虑。在他的眼里，美丽的戴乃迭本来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庭，而战火中的中国，却十分艰苦，如果戴乃迭和他结婚并一同回到中国，根本不可能保证起码的生活水准。他在戴乃迭面前，提到一首自己喜爱的摇篮曲，说戴乃迭这样的姑娘，本应过着歌曲中描述的生活：坐在垫子上做针线，吃草莓，吃糖，喝牛奶。
所有的顾虑、迟疑、反对都没有改变戴乃迭重返中国的决心。她的心中，不仅仅有记忆中的快乐与多彩，不仅仅有令她神往的悠久文化，更有让她迷恋的杨宪益。像她这样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姑娘，一旦确立了志向，她将终生不渝。不管人生旅途前面会发生什么，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他们会一直走下去。
1940年，盼望回国已久的杨宪益，带着同样热切盼望重返出生地的戴乃迭，登上前往东方的海轮。
　　　　　　　　　　　　　　　　五　
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
“文革”开始已有两年，杨宪益和戴乃迭没有想到，在1968年的4月他们会遭遇牢狱之灾。
在最初的风暴中，杨宪益虽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判，但除了一般性揪斗之外，并没有经受太剧烈的冲击。戴乃迭是英国人，向来不过问政治，一些外国专家们所热衷的组织战斗队之类的造反行动，她一直敬而远之，独善其身。这样，尽管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人们之间的往来因这场革命蒙上了浓重阴影，但对于他们这对夫妇来说，还是可以暂时躲进自己的小屋里叹息。
第二天就该是“五一”。这个夜晚，他们如同以往一样，在家里打开一瓶白酒对饮。他们希望平静，但近期发生的局势变化，却不能不让他们感到忧虑。杨宪益回忆说，那年春天以来，不断听到有关江青一次讲话的传闻，说江青在讲话中声称有不少在中国的外国人可能是特务，有的甚至早在三四十年代便派遣到中国。此时“文革”正处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江青的这一讲话迅速被付诸行动。外文局的一个外国专家先行被捕，如今，厄运在这个夜晚降临到他们头顶。
一瓶酒喝了一小半，戴乃迭先去睡觉，留下杨宪益自斟自饮。夜深人静。正在此时，有人敲门，原来是来逮捕他们的。 　
在杨宪益被带走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又有人来把戴乃迭带走。
戴乃迭4年的囚禁生活从此开始，而单人囚禁带来的更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
据杨宪益回忆，他们的入狱，主要起因在于早在40年代，他们和一位英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是好朋友，来往密切，曾经常一起在江南旅行。20年过去，这段经历居然造成了一夜之间的锒铛入狱——他们被怀疑是“帝国主义特务”。但是否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最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动乱的年代，一切都处在混乱和无序状态，这一点在他们的遭遇上同样表现得十分突出。
杨宪益与戴乃迭被关押在同一监狱，但两人却无缘相见。
杨宪益惦记着戴乃迭，说到一生中的懊悔，他说最后悔的是对老伴照顾不够。在狱中时，他尤其放心不下她。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审问之后，狱方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不知道老婆怎么样。这两年我挨斗，她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么事，会不会自杀。”回答是：“没有自杀。”这下子，他才知道戴乃迭也遭遇与自己同样的命运。他问及孩子，回答说是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这样一来他才略为安心。
这对夫妻，就这样在同一片天空下苦苦熬着。他们都在牵挂着孩子们。而孩子们因他们备受磨难。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文革”开始时，长子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鄂城的一个工厂。两个女儿分别下放到农村。虽然牵挂，但他们不曾料到，长子会在他们坐牢期间因经受不住周围的压力而变得精神分裂。等他们出狱时，在面前出现的是一个令他们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
　　　　　　　　　　　　　　　六　
狱中的等待终于结束。
林彪事件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关押在监狱的这些政治犯的命运也随之解冻。在度过整整4年的监狱生涯之后，1972年4月，杨宪益被释放回家。一个星期后，戴乃迭终于回家了。
释放回家，首要的事情就是把孩子们调回北京。不到三个月，儿子先调了回来，其次就把在东北劳动的小女儿调回来，大女儿稍晚几个月也从沧州正式调回来了。一家终于团圆。但儿子的病情却让他们为之苦恼。最终，儿子在英国自焚而死。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生中最大的打击。朋友们感觉到，从那时起他们仿佛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酒喝得更多了，更频繁了，但他们两人感情也更加深厚，更加不可分离。自那之后，许许多多的身外之物他们看得更淡，人从此也过得更为洒脱。名利于他们，真正是尘土一般。收藏的诸多明清字画，全都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书架上已经几乎找不到他们翻译出版的书，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他们自己手头也没有几种，更别说凑上半套一套。
看淡身外之物，绝非把人世间做人的原则、正义的评价淡忘。相反，从“文革”磨难中走出之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对人间是非有了更加明确的态度。1976年刚粉碎“四人帮”时，杨宪益写下了一首《狂言》：
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锷未残。
大跃进中易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
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
好乘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
从那时起，他和戴乃迭就以一种“不怕重回狱”的生活姿态生存着。
相濡以沫将近60年，熟悉他们的人说，很少见过他们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尽管儿子的结局被她的母亲不幸言中，戴乃迭却从不后悔嫁给杨宪益，自始至终她都为能与杨宪益一同走过这一生而感到幸福。他们生活得融洽、充实，从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1999年底，戴乃迭因病去世。从她重病住院到去世的几年间，杨宪益仿佛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对他来说，没有戴乃迭在身边，酒和烟也都失去了过去的滋味和意义。这几年里，他哪里也不愿意去，更别说离开北京半步。他不会忘记，当年戴乃迭执意要嫁给他时所下的决心和做出的努力；更不会忘记，在漫长岁月里他们如何一同搀扶着走过。他难以想像，他的生活中怎能没有她?他有许多懊悔。他说他后悔对戴乃迭照顾得太少，他后悔自己带给戴乃迭那么多的苦难。他真不知道该怎样在戴乃迭面前表达自己这样的感受。
永远不再有这样表达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