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在《华夏人文地理》上的一些卷首语

文化的共生
                                                                阿城

　　以人文地理为视角的专题，或特写，或专访以及等等文字，如果找到时尚的话题（其实常常不需要找，社会会自动提供），应该是很好写的。趋同或有意逆反，都会有不错的反应。

  不过如果深看一层，则上面所说的趋同或逆反，完全不在焦点上。

  近十多年来，对生物演化（演化和进化，都是 evolution 的中文对译，但“进化”暗中导致我们对人类自身认识和对文化的认识产生不少误区）的研究成果，除了DNA大名鼎鼎，“共生”的重要却被大多数国内的人忽略甚至不知道，于是在这里稍加介绍。

  其实阅读本刊的读者或许都能够想起来，我们在初中的生物课中学过共生，最普通和能直接观察到（对不起，在杀虫剂大量使用的今天的城市中，我不敢保证）的例子是蚂蚁和蚜虫的共生关系。蚂蚁保护蚜虫，为的是蚜虫分泌的蜜，而蚜虫因此而免遭天敌瓢虫的的捕食，这是著名的双利共生。单利共生则有小鱼靠吸盘附在鲸的身上旅行寻食，而鲸无所谓受损害，还有犀与犀鸟的关系等等。我们现在不将麻雀视为四害之一，因为发现它们与我们有共生的关系。

  但是深入到生物演化这一层次，我们发现从细胞到复杂生物产生，共生关系是关键之一，只不过其中的痕迹不容易发现。不过对粒线体（关心DNA知识的人应该知道粒线体，不知道没关系，我现在转告你）的研究，是比较著名的例子。

  粒线体在生物细胞中负责转化氧为能量，但它独立于细胞核之外，有自己的独立基因，分裂周期和细胞也不一样，这说明它古早之前可能是一种亲氧菌，钻到寄主体内掠食，初期可能导致寄主灭亡而自己也不能存活，后来大概是“达成协议”吧，形成共生，得到双赢，直至演化到与寄主合为一体。说来有意思，生物由共生而演化了几亿年，而今天人类才有后现代的意识，也就是诸种文化因素的共生。

  癌，原因之一是粒线体出现异常，细胞“退化”到非共生，不断掠夺养份，回到寄生状态，导致寄主死亡，自己也亡掉了，双输。

  当我们再来观察文化的时候，就会意识到文化也有共生演化的本质，除了没有文字记载之前，能够记载下来的小区域的文化之间，凡是取共生关系的，都发展成大区域的文化。大区域的文化里，深入去辨识，无不能发现粒线体式的痕迹。就像粒线体能保留自己的DNA一样，我们讲文化的包容，太勉强了，是共生啊。

  大到所谓中外文化，小到民俗风情，更不要说对城市的改造，没有共生的认识，恐怕结果是双输吧？

  对于本刊的编者与读者，如果都能对本刊的专题，或特写，或专访等等人文内容，有共生的概念，应该能跳出时尚的话题，找到更丰富的角度、细节与兴趣吧。
                                        文章提供： 《华夏人文地理》2003年9月号


                 
                独立的眼光
                                                                    阿城

　　我们怎么看自己，我们怎么通过别人看自己；我们怎么看别人，我们怎么通过别人看别人；展而扩之，自己，别人，都可能是更大的人文类型。

  并不天然就是，自己看自己，就是自己，很可能是别人眼里的自己。你看到的常常是时尚标准的自己，也就是别人眼里的自己。

  并不天然就是，自己看同一地区的别人，就是与自己相同的同一地区的别人。你看到的常常是本地区标准的别人。

  并不天然就是，自己看另一地区的别人，就是另一地区的别人，你看到的常常是自己地区标准的别人。

  在中国之内，就有很不同的人文类型，更不要说在世界范围了。我们时时生活在一个绕口令的世界里。

  我要说的是，人文地理这样的杂志，常常可能会在绕口令里迷失一下，写的人，编的人，读的人，都有可能。

  还记得香港某电视台的一个洲际旅行节目，特邀中国一位文化学者领游。当他踏上印度的土地之后，视事事皆落后，说出了当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话。这是一个人文观察的劣例，如果萨伊德知道了，说不定会闹出国际事件。

  出身巴勒斯坦，在哈佛执教的萨伊德的著名论述的大意是，所谓的「东方」，是西方眼里的东方。你以为萨伊德是个东方主义者？他对东方人同样严厉，尤其是当东方人用西方人的标准看东方时。

  当我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耿耿于怀时，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先生用人类学考古的事实告诉我们，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世界普遍的方式，而欧洲的工业生产方式，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生产方式。

  言必称哈佛倒不是，而是萨伊德和张光直对我们的启示。我们观察一种人文类型，常常会简单以落后与先进去区分，这无疑会误会自己为客观。深而广的观察，需要的是设身处地。设身处地是种能力，它同对长远时空考查的能力融合在一起，才能判断现象。对作者，编者，读者，都是如此。

  人文，好像自然的生物链，内部互相制约共生，我们如果堕入简单的相对两分，道德爱憎可以理解，却失掉了存在的整体。整体是生动的，是多极互联，这才是我们关注的。

          文章提供： 《华夏人文地理》2003年9月号



                                                 
                路的魅力
                                                                阿城

　　这一期里又说到丝绸之路。所谓「又」，是指在中国近二十多年里，丝绸之路一再被提到，包括电视专题片、电视专题系列片、专书、专论、图片集；图片集里又分考古性质的、旅游性质的、风光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更不要说，中国西北地区的许多个案专案，都与丝绸之路有着如丝般的联系。

  但我个人的遗憾（遗憾了很久而且一直在遗憾）是：到目前为止，丝绸之路的地理概念，我们还是陷在中国地理的范围里，包括以丝绸来概念这个通道。

  其实以丝绸来命名这条路，是近代西方人开始的。上个世纪初左右，著名探险家斯坦因为了调查这条（他知道不是一条）路，做了当时来说充分的学术准备，所以当他遇到敦煌藏经洞之后，他可以非常迅速地（一个星期左右）将五万多件物品中最有价值的（对他的学术准备而言）一万件运走。你现在到一间图书馆去，用七天时间，从五万本书中挑出你认为有价值的一万本，试试吧！不要用斯坦因是个盗窃者这样的问题烦我，那是不用动脑子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当丝绸之路通到葱岭（兴都库什山）。之后，这条路怎么样了呢？

  不知道，或者说没有人关心。

  好，就算我关心，但是我明确地知道我没有象斯坦因那样的学术准备，能知道什麽。我目前知道的是：现在的阿富汗，当年（起码是贵霜王朝时期）是最大的转口贸易中心、东西方珍奇物品的交换中心。汉武帝时的张骞，就在这个市场上看到汉朝蜀地的筇竹杖，於是回来报告给汉武帝。它是一个经济的信息，也是一个地理的信息，对要联络大月氏人打败匈奴的汉武帝来说，更是一个军事的信息：看来另有一条路通往那里。

  我的遗憾也是我的兴趣：丝绸之路翻过山怎么样了。

  人文地理的有意思，就在这里。你知道了又怎么样？不怎么样。但是你一开始感兴趣，你的思维就开始发生几何级的裂变。裂变了又怎么样？大概还是不怎么样吧！只是可能有一天你发现有什么东西帮助了你的生活。
                                        文章提供： 《华夏人文地理》2003年12月号




            自发的人文源泉  
                                                                  阿城

　　2004年一开始，就有一个好专题:大排档。

  上个世纪90年代，台北市开始了一个都市化的进程。我记得最初的标志性建筑是新光大厦，很高。后来又有凯悦之类的酒店，总之，说法是建成国际大都市。国际大都市，纽约是一个例子，楼很多而且很高。但如果你知道曼哈顿那个石头岛有多小，你就明白那个岛上为什么楼都很高了。香港也是这个道理。

  面对当时的台北，我听詹宏志（这个人名前面很难再加什么，只这三个字就够了）说，如果哪天台北街上的小摊没有了，这个城市就完了。

  小摊——是个总类:小食摊，小书摊，固定一点的叫小铺或小店，山货铺，裁缝铺，旧书铺，小花店等等等等。而大排档虽然有个大字，其实是由无数的小聚集成的。

  中国大陆的城市终于也走到高层建筑这一步了。

  我不是高层建筑的反对者，问题是，大排档这类社会空间是怎么在城市规划中被否定的。

  有诸多否定大排档这类社会空间的理由，例如治安，例如卫生，例如管理。但是，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大排档这类社会空间，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死的城市，就是一个不文明的城市，或者简单说，是一个落后的城市。

  落后的理由是，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是没有人文感觉的，是见物不见人的，是忽视由社会最底层至整个社会的自发创造力、生命力的。

  这样的现代城市，是现代之死。

  当重新判断什么是人才之际，大排档问题的同质性，也就同时显现了。大排档，是自发的创造力、生命力的人文源泉之一。  

            文章提供： 《华夏人文地理》2004年1月号




              因为与人有关
                                                                阿城

  我们和猿猴有什么不同？从基因来说，这是一个近哉问，基因比对告诉我们，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非常接近；而从动物行为来说，这又是一个远哉问，这是对灵长类动物的社会性行为观察所得。 动物行为学者告诉我们，社会性动物中有仪式性的行为。1973年诺贝尔医学生物奖得主之一（那一年有三位学者同获此奖项），奥地利的康拉德· 劳伦兹（Kanrad Lorenz)在他的著作中向我们精确描述了雁鹅的仪式行为，例如羞涩是抑制攻击本能的表现。顺便说的是，劳伦兹的文字无论是谁译成中文，都是读来有趣的，这是一个奇迹。 我无意在此引述社会性动物的仪式行为，有兴趣的读者会很方便地找到劳伦兹的著作中译本。我的兴趣在于:社会性动物的仪式行为能有效避免互相间的攻击行为，这是否意味说，人类的文化行为在哺乳类动物那时就开始了？当然我要界定一下我说的文化。 我说的文化，是相对于武化，也是文化的初意。现在文化这个词，已经到了包说百义的地步了.包说百义，如同包治百病，说了等于白说。文化，初意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族群与族群之间关系，阶层与阶层之间关系，要文，而不要武。要到什么程度呢？要到化的程度。化的意思就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如此的意思。传说周公制礼作乐（乐是音乐），礼和乐，是文化行为。礼，就是文的关系规定。所以处在春秋晚期的武的时代的孔子，赞叹周初郁郁乎文哉，梦到一次周公就高兴得搓手，很久梦不到周公就惴惴不安。如果你此刻正在伊拉克或克什米尔，大概不难体会孔子的心情。 由此引申，所谓人文，基本就是人类在文化状态中积累的种种硬件和软件。对于当下的我们，有满意的有不满意的，有莫名其妙的，有猎奇的，有不以为然的。但因为与人有关，所以是我们与你们共同注目的。  

            文章提供： 《华夏人文地理》2004年2月号


           
              感同身受  
                                                                阿城

  作为一般的旅游者，很难对所到之处，做到设身处地。疑问当然会是“已经都在那里了，难道还不是设身处地吗”？回答当然是否。

  这也是旅游文字与人文地理文字的区别所在。人文地理文字要做的不但是“设身处地”，还要进一步到“感同身受”。这样的文字不好写，但也不会难到写不出来。纵览中文世界里的这类文字，其中的境况，真不是几句话就说得明白的。

  是不是应该提到人文关怀？这个词组已经滥到虚伪的程度，具备一句顶一万句的功能。其实不具备人文关怀的人，如果目光够深入，仍然可以写出令读者感同身受的文字。

  是不是应该提到具备足够的知识？当然又不当然。古希腊的一位著名哲人，只是不停地问下去，直到当时的知识无法回答。我们也就明白，能够问为什麽的能力，高于知识。我们通常将”知识“粗鲁地等同于”知“，其实识高于知。

  所以要回到开头，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好象很不错了，其实还是不够，要有识。有了识（说得好轻松），其实也还是不够，不过这里不必说得太多，因为人文地理的普及性文字，有识，够了。

  我知道读者里识者非常之多。我也是读者，所以我了解我在说什么。你们有足够的知与识，对话题进行交叉判断。我所能希望的是，多告诉我们你的识，施教于我们的起步状态。本刊愿意永远是受教者。  

          文章提供： 《华夏人文地理》2004年3月号


           
                帝王的观照
                                                                阿城

  本期有关北京明十三陵的文章，非常好读。亲历亲行，纪实散文，带入感很强。 我在这里只是提醒，究竟帝王，在人文系统中，在人类学，社会学的观照中，是什么？ 果然只是不堪吗？

  从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看来，帝王是个瘤子，随着人本意识的崛起（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算一次，启蒙运动又算一次），帝王是毒瘤了，是癌。 影响所及，苏维埃俄国革命，中国辛亥革命，至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全世界近代以来的诸多革命，都是革除毒瘤的革命，包括法国大革命的推动者，资产阶级，也成了毒瘤。 革命，是权力的转换，这层意思不必我说（鲁迅先生说得最简明，他说一个皇帝没有了，多个皇帝出现了）。我只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具体说是中国，帝王在农耕文明中的长久存在，有何值得我们再观照的内容。

  中国起码两千多年来，是帝王统治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意思是说，社会的基础是农业中产阶级。所谓的中国文化，由这层丰厚的土壤滋生出来。农耕技术，读书人，官僚，直至帝王，都是由这层土壤产生。一般说来，没有了这层土壤，中国文化也就无由再产生了，剩下的，苛刻说来，只可称为中国文化知识。 再者，农业中产阶级并不是因为体力上比农业无产阶级强，才成为中产阶级，而是由於管理的才能，当然还有勤劳，管理也是辛苦的。没了这个阶级，农耕社会就丧失了积累和组织再生产的能力。帝王呢，是总理者，依靠官僚系统，监视整个农业中产阶级，限制其中的崛起者。一个家族成为豪强，意味着一地的中小地主破产，破产的中小地主多了，意味着天下要乱。帝王有一个明白的功能，就是依据最高权力，抑制豪强，维持中小地主的生态（所谓天下）平衡。铲除豪强，抄家没籍，红楼梦里明明白白地抄检大观园，四大家族，平了一个，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其实不是，是许多中小地主又有发展的资源了。大观园，是豪强的文雅包装，建成之后，元春省亲，她是替皇帝探虚实啊。 二十四史，到明朝，再加一史，到清朝，不绝如缕。中国历来的“重农抑商”，根本是商业积累远快于农业积累，它对农耕社会的生态平衡，最终对帝王的权力，是威胁。

  中国文化的源头是血亲，宗法，当朝帝王，是这个代表。他在生前死后的生活型态，生活在血亲宗法文化中的子民，未必作我们现在的如是观。 帝王当然不是个个自觉得像战士，但观照下来，有人文的规律在里面。多一点观照，十三陵是很丰富的。  

          文章提供： 《华夏人文地理》2004年4月号

                     
         
                活的楚文化  
                                                                阿城

  本期有文章关于楚文化，应该是可以做得很好的题材。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余韵绵长”上多些具体的田野材料，就好了，就是大块文章了。

  楚的立国，史上说是鬻熊被周王封于楚地。记载中的这个楚国，似乎相当落后；后来发达了，战国时期还称过霸，与周朝同样有八百年。不过1989年在江西新干发现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之多之好，令人对楚文化之早之发达，都有颠覆性的认识。看来，史书对周的褒扬，道理更多在周在制度上的革命，革殷商的命。至于物质文明，周不一定比——例如楚这样的地区高。考古发掘越来越让人感到这一点，更不要说古蜀文明的三星堆的发现了。

  在硬件上的发现，从青铜器、漆器、玉器、乐器等等来说，楚文化已经现出大观。再加之硬件软件两兼的，例如历年发现的帛书竹简上的惊人内容，仅从图像的聚集就可以让这一期成为收藏。 不过，还有大量的活的楚文化，通常是我们说的人文内容，仍在田野中活跃着。楚尚巫，屈原是楚国的大祭师，他在《九歌》中的咏叹，即是当时国家级的祭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先生回湘西老家，还去听老人们唱祭歌，听得泪下，因为那是《九歌》的遗传。

  还是因为楚尚巫，所以楚文化中遗传到如今的“傩”，还是活生生的傩戏、仪式、舞蹈、祷词，本刊应该有责任记录到页面里，与上述硬件综合。楚文化是活的，数千年，不是很动人吗？

  走在荆州地区，听到当地人的民歌，她们起的调，音高，旋律中的音程，初觉有点涩；后来湖北出土了曾侯乙的编钟，听到它的音响，忽然就明白了，原来楚地百姓很严格地保持着两千年前的楚国音程。屈原生在秭归，距荆州不远。天哪，《九歌》是用那种音程咏叹出来的吧！

  二十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历史博物馆看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今天有机会写在这里，为的是活的华夏人文。  

            文章提供： 《华夏人文地理》2004年5月号


                         
            关于汉字的思考
                                                                  阿城

　　我个人生活能力不强，是理财盲，手指缝隙宽，钱虽不多也如流水，时时处于“崩溃”的边缘。我并不怨，因为这是我必须承担的后果，与他人无关。

　　我不能同意的是有朋友称我为败家子。败家子，指的是有祖产的一个家族或一个家庭，到了某一代（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这一代的长子，长子是有权经营分配资源的人，他将家业败掉了。如果是因为外部环境导致，情有可原；如果是因为经营误判，也、也还算可原谅吧，一乡之地，说起来是惋惜的口气。而不可原谅的是，因为长子的恶习，例如赌，嫖，近代加上毒，将家业败掉了，这样的长子，才可称为败家子。

　　我因为没有以上条件，所以没有资格做败家子，别人也没有理由说我是败家子。

　　可是，中国近年关于争取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认定的种种种种，在我看来，都有败家子的味道。这个家是中国自己的，对祖产的继承和管理，首先是自己要当一回事去做，而不是又来了一个叫“保护文化遗产”的运动。自己做好了，才是真正做好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传的认定标准和管理标准，当然要成为我们自己管理的标准，评不上也要按标准去做。其实我们应该有更严格的标准才是，这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人与文化遗产的人文关系。

　　这就是《汉字》这篇文字里，记录准确的陕西白水县杨武村和史官村与传说人物仓颉及汉字的关系。按说汉朝之前很古远的时候，汉字就发明了，不过这就和汉人、汉族一样，取个汉朝的方便。

　　《汉字》的文字是那种每期有一篇就够的文字。它叙述通俗，材料好象随手得来，其实隐藏着专业积累。好象如常人总有疑惑，其实是因洞视而来的敏感。

　　至于汉字的繁简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如果仅从便捷与否去判断汉字的改革，汉字的结果必然如我们毁灭过的那些文化遗产一样，寻不到它们在人文上养育我们的痕迹了。

　　国家的简化字方案，已经是法律，正式书写或印刷，须依法而为。但是，对汉字的认识，从人文的角度，需要宽容，繁、简、正、俗，显示了丰富的时空痕迹，都记录着社会人文器物理念等等信息。仅从方便快捷与否去逞一时之胜，在文化上终究是小器导至小气。汉字进入电脑输入打印，速度已不由繁简来决定了。反过来看白水县人对汉字的态度，实际是一种对养育之恩的感激，虽然看起来容易解读为迷信。

　　繁简无疑是造型的差别，以我的经验看，从小只受过简体字教育的设计者，多少都会丧失某些对密度的敏感，这明显体现在目前刊物的版面设计上，文字聚集的密度与图的密度不平衡。不过如果说这是风格，我倒也无话可说。

　　总之，若我们对自己的字都不宽容，我们还能对自己的文化宽容什么呢？

          文章提供： 《华夏人文地理》2004年6月号


               
            京剧与生活方式
                                                              阿城

  京剧的盛衰话题持续很久了。

  在我看来，这个话题并没有因此而深入。原因是，从我个人的体会而言，是没有联系人文生态去观察。人文差不多像自然，类似第二自然，有它自己的生态。人文生态里的一个品种，或一类品种的存亡，决定性的是产生那个品种或那类品种的生活方式在，还是不在了。以京剧来说，其实一种生活方式不在了，因此京剧这个人文品种就枯萎了，虽然有心人常施肥，勤浇水，这个品种还是不能回复强旺，于是有关京剧的文字就总是有着暮音唏嘘，昔日年华的感叹。

  两百多年前的徽班进京，又得当朝权力者的青睐，它引起的是京剧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满清对本族子弟的戒律算是严的，一个八旗兵，是不能经商的，他每月领的饷银，够吃，够穿，够住，余下的，够提笼架鸟，够听个戏，够喝个花茶。架鹰走狗，古董字画，是上一层人的奢侈，一般旗兵不太有能力消费。而听戏，是最吸引旗兵而且力所能及的娱乐。逐渐地，因为有闲（只许闲着），听的戏多，社会上开始形成为数众多的专业听众。这些专业听众监督检验着京剧的演出质量，京剧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焉能不繁荣？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京剧唱词比起昆曲唱词的不讲究，也说明了听众虽然专业，但文化知识水平仍保持在俗世层面。明杂剧的创作者是文人，例如汤显祖作《牡丹亭》，唱词雅到一般旗兵听不懂，只有纳兰性德一类的满军旗贵族或曹雪芹一类的汉军旗文人才会欣赏但满清一朝，没有讨论过昆曲为何衰落。至于宋代勾栏瓦舍里的戏，明朝人也不讨论为何衰落。

  再举例说明一下生活方式。电影和体育运动在美国，是一种生活方式。你不知道昨天的首轮电影或不知道昨天的球赛，你基本就被你的同事“开除”了。你等于自绝于社会生活。中国电影是目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或内容吗？如果不是，中国电影的惨状就一点也不奇怪。演唱会是中国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吗？你的朋友能容忍你不知道某某歌星吗？如果不能容忍，它差不多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京剧在近百年前，就是都市一般人的一种世俗生活方式。谁有能力恢复一种逝去的世俗生活方式？尤其在几乎见不到中国人穿中国服装，民工都穿着西服爬脚手架的今天。

            文章提供： 《华夏人文地理》2004年7月号




                         
                盐的启示  
                                                                阿城

  本期文章多言盐，而且言之有物。

  结晶盐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盐融化在水中，看不见了，无色无嗅，却无处不在于水中。蒸发掉水，结晶盐又出现了。

  这个可以往复的物理循环，可以譬之于人文之于生活。人文就像盐，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又像盐，融于人类生活，不知道的，以为没有什么人文，以为没有人文，人类也可以生活。上个世纪下半纪，就有人认为中国人脱离人文也可以有模有样地生活，理想境界是所谓“五七”。“五七”是个日期，五月七日。这个日期实在有记住的必要，因为这一天发表了一个指示，提出了一种无人文的境界（没有办法，只好亵渎一下境界，请王国维先生原谅），一种听起来有盐，盐融于水无色无嗅，其实没盐（淡水不是海水）的生活方式。杨绛先生写过《干校六记》；干校，全称是“五七干校”。

  俱往矣，过去了。以为过去了，其实没有。中国这样一个到处有盐分的国度，仍然有不少人要将海水变淡水。我所处的北京，就有渐渐变淡的可见的物理过程。印象里，最先淡去的是西单牌楼、东单牌楼、西四牌楼、东四牌楼；之后是城楼城墙，之后是，之后是终于没有了之后，因为没有了。

  我们会生活在什么样的淡水里？现代化的“五七干校”里。

  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就是对前现代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遗存，取文明的态度和手段，所谓物质文明遗产。还有非物质文明遗产，是不要海水变淡水的意思。“申遗”和保护遗产，是领取进入现代的入门证。

  本期的盐的专题的文章，对我启示如上所言。  

          文章提供： 《华夏人文地理》2004年8月号